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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懷念一輩子的高中:素質教育、時代包容、天龍人?

人大附中的校服能穿一輩子,在我看來從不是段子。

北京四中舞會的影片最近鋪天蓋地,破防了一大片做題家,卻沒給我任何震撼的感受。

我向來還滿喜歡追憶高中的,哪怕過去這麽多年,時不時還喜歡扯上一些高中時代發生的事情。若要深究原因,歸根結底,過得太舒服。

我不是人大附中的校友,但來自一個絕對是人附模式的學校。我往往下意識會把中國的高中分為兩個類別,人附模式和衡水模式。以至於我和別人聊天時,會問出這樣一個問題來,你們高中是人附模式還是衡水模式的?

雖然不願承認,其背後隱含的就是一種自大乃至輕蔑的態度,以及滿溢的優越感——哪怕我不是來自人附尚且如此。所以,人大附中如今在互聯網上的形象看來,是招人嫉妒,招人恨的,不難理解。

我校是我們某偏遠直轄市的頂尖高中之一,事實上每個省級行政區,應該都會有那麽一兩所低配版的人附模式學校,總不至於都在皇城根下。記得高中時有什麽交流活動或者比賽之類的,對接的也都是外省差不多背景的學校,他們似乎都過得還不錯,這一點能夠感受出來。如今想來還滿可怕的,中國的階級可能在高中就開始慢慢固化,并且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階級隔離。

之前火過一段時間的模擬人生小遊戲,曾包含一句文本:20xx年北京高考一本率99%。當下我便和朋友在調侃,我們不早就99%了嗎?確實,我們作為一個普通班,也幾乎沒人考不上一本,唯一一個落榜的同學也出國了,一本從來不是什麽值得攻堅的門檻。事實上,我沒什麽二本及以下的同學,因此有時看見他們的某些言論觀點或是態度,真的會令我產生一種學歷歧視的情緒,但也許我看見真實世界的窗口也很狹窄。哪怕我現在復盤認識的人,質量最高的仍舊是高中那群同學。所以寫這篇文章也是矯情的懷念吧,就和人大附中的人懷念母校一輩子是一個道理,也許那就是人生巔峰了……

於是乎,會有人以為我們是整天學得昏天暗地、六親不認的類型。現實中曾聽過的話:你們成績這麽好,不會都是書呆子吧?但那是衡水模式,符合所有人對中國高中的刻板印象。升學數據並不算什麽談資,因為衡水模式的學校一樣能把數據刷得很高,甚至遠比我們高。

「小鎮做題家」一詞用得太多,「素質教育」這個正常的詞,反而很久沒聽到過了,畢竟很多人不相信中國存在真正的素質教育。如果不是小鎮做題家,那一定是貴族學校,沒有中間之道。無論如何,我校的官方口吻,向來是素質教育,一個很普通的詞彙。

學園祭是很精彩的一場盛事,當然官方名稱不是學園祭,就是每間中學都有的文化節之類的,只是其本質就是學園祭。普通高中的文化節大概就是辦一場極具中國特色的晚會,非常無聊。學園祭會放兩天假,每個班級會推出自己的經營項目。我現在仍保留著一張照片,是學園祭時教室後面的張貼欄,貼滿了其他班級店鋪的宣傳廣告。有的班開妹抖咖啡店,有的班自製甜品壽司銷售,有的班賣一些漫展會出現的二次元周邊及各種各樣的奇怪小物。總之,幾乎是沒太多的限制的,只取決於你的創意和執行。售賣現場則更是熱鬧,我相熟的兩個老哥穿著女裝招攬客人,場面有趣,沒人會對這種行為「指責」,校方學生家長三方面都很寬容,這也是非常難以凑齊的一個條件。在我讀一些日本輕小説時,書中描寫的薔薇色般的高中生活,其實也就在做相似的事情而已。

除此之外,兩天的學園祭也包含兩場晚會,一天英語晚會,一天中文晚會,但並不無聊。校方很重視這個活動,舞臺搭得非常漂亮,不壓於一些演唱會場地。表演項目都是學生自己申報的,於是中學生喜歡的亞文化紛紛上陣,有人跳宅舞,有人跳韓舞,穿的是風格和 GARNiDELiA 一樣誇張的C服。放在民族主義如此高漲的今天,連穿件和服都會成為衆矢之的,項目是會被駁回的吧。

學校的社團是極其豐富的,每年社團招新時,一個一個小帳篷布滿操場,足足有近百個,我們戲稱為「百團大戰」。除了一些中規中矩的社團外,漫研、電音、Vocaloid 等亞文化也應有盡有,大概就差一個古典社了吧。不過最重要的基礎始終是環境自由,要有學弟學妹真想創辦古典社,經過程序之後肯定能建成。我當時去的英辯社,屬於我所謂的中規中矩的社團之一,中規中矩的定義是聽起來和「學習 」有關,符合老中視角。當時作為社長的學姐,自身實力很强,拿過一些比賽的冠軍,後來去了新國大,所以社團本身的質量其實相當高,而不是你以為的高中生搞不出什麽名堂來。同理,一些體育類社團、藝術類社團、編程社,都是有不同特長的大牛在裡面。現在正在使用的這個粗糙的 WordPress 博客,早在我高中時就已經搭起來,當年菜鳥高中生的我根本搞不懂怎麽配置 Nginx 這些天書名詞,全是讓玩信競的朋友幫忙才建成。

體育類的社團很多都有校隊的性質,要出去代表學校參加比賽,有一隻擊劍隊就特別有意思。不免俗,我們學校也會經常發一些喜訊之類的新聞,於是經常聽到擊劍隊取得好成績,冠軍一籮筐。後來我去瞟了一眼那些擊劍比賽的細則,發現只有個位數的學校參賽……make a lot of sense,做題家中學想都不敢想還有擊劍這種小衆體育項目可以參與。擊劍近年倒是越來越多了,真想讓做題家破防,估計還得整滑雪馬術高爾夫呢。據我所知,真正的天龍人學校,確有這些項目,所以我們學校并無特別之處。同樣地,藝術類的社團也有一些和校方的互動,例如辦校刊。我們以前的校刊設計得精緻玲瓏,想象中不比日本輕小説中的《冰菓》差,内容幾乎沒審查,在這小小的城市一角,原來還有出版自由的地方。我剛剛翻到了一期的封面,上面又出現了日語,總感覺如此普通的元素在今日無法存活。

説到競賽,也是一個與普通高中甚至是衡水模式高中拉開差距的地方。普通高中,根本不會有餘力投入到競賽之中,也沒有足夠的師資。例如前幾天還看見我們學校在招聘競賽教練的廣告,沒錯競賽教練是單獨招聘的,并非挑一個編制内的教師來兼職。而且配套設施也很齊全,信競方面,搭一個 OJ 平臺自然是必備。當我上本科之後,堂堂 CS 專業,沒有 OJ,很多人甚至講師也不知道,那一瞬間還滿失望。不過學到大三大四也釋懷了,算法題而已,不卷就不卷,我討厭算法題。普通高中,讓你千軍萬馬過高考的獨木橋,殊不知賽道遠遠不止高考。對於學生來説,競賽并沒有增加太多壓力,自願選擇,學有餘力者才會參與。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上一段的小細節,我們對競賽用的動詞是「玩」,用法例如:「嘿,你玩什麽競賽的?」態度都是很泰然自若的,競賽,玩玩而已,不會做就算了唄,也不止這一個賽道。一來不可能真把精力全花競賽上,二來沒競賽也一樣找得到出路。這麽一説,競賽好像還滿鷄肋的。每年都會有學科競賽金牌榜出爐,2022年全國一共也就 138 所學校榜上有名,我校是其中某一所,要知道全國高中總量是有五位數的,也就説明了競賽的門檻在哪。其實可見真正的衡水中學如今確實有生源能夠卷競賽這種東西,去年21塊排名第八,但是他們必然是 007 般的卷法,很難相信衡水學生的心態跟我們的學生一樣,畢竟榜單上更有趣的地方是人大附中摘得了桂冠。而衡水之外,模仿衡水模式的小鎮做題家學校,情況只會更糟糕。

而競賽這個賽道,更進一步要利用的,是自主招生。我校每年參與自招的人數非常多,哪怕是我這樣背景極差的學生當年也通過了某 985 和某 211 兩個學校的自招初審。競賽金牌這種含金量極高的榮譽,用於自招基本就等於保送。但是除了競賽之外,很多小比賽,都能在自招中找到一些路子。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當時一個與我成績差不多的同學。他的媽媽是某 985 化學教授,於是直接拿了一個實驗室的課題給他,老實説我現在都不太懂是什麽内容,總之拿了某科創比賽的一等獎,從而拿到南京某 985 自招的降至一本線錄取,開頭就已提過,一本線對我們而言就是等於保送。然而單純依靠高考成績,他是無法做到的。校園内類似背景的人其實相當多,我當時也去摻和過這類比賽,前面一個學生的課題我依稀記得是蘭州地質相關的内容,連評審都感覺有點好奇,詢問為何要挑選蘭州這座遙遠的城市作為研究對象。那老哥倒是直接雲淡風輕地來了一句,因為他爸是中科院蘭州所的……前兩年有個新聞特別有意思,中小學生做出碩博水平的科研成果,科創比賽陷入造假爭議。於我而言見怪不怪了,這種東西很多年前就存在,只能説被大衆挖出來的太晚。那場爭議之後,主辦方宣稱嚴查並撤獎了其中一部分,其中就有我校的學弟,我看見之後一笑:典。

最簡單可換的賽道,就是和我們班上落榜的同學一樣,出國,或者說出境吧。畢竟我也是換到這條賽道的其中一員,高考考得太砸,流浪去了澳門。人生是不可預測的,在接 offer 之前,我都從沒想過我上大學的城市會是澳門。所以我真的不理解去民辦三本的人,那種學校的學費高得離譜,相同預算,完全可以出國,國外是一個很大的概念,有些地方沒那麽貴的。不同選擇也許真的是一個眼界的局限。

回到日常教學,則得益於良師。必須提及的是我校優秀的選修課設計,當時有一門批判性思維的課,非常熱門,而授課講師也是非常厲害的類型。課上推薦的讀物之一是徐賁的《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很難不說這是一本上乘讀物,至今我都會推薦給想要了解批判性思維的人。這門課影響深遠,不得不説我現在的邏輯基礎、獨立思考,尚存它的一份功勞。如果過去這麽多年,一個人還能由衷地感受到當年學的東西是有用的,豈能不證明教育的有效性?教育的真諦本即如此。和社團類似,選修課的内容也非常多彩,像是博弈論、無線電測向乃至聖經。後者也是上過新聞的舉動,首次有中學將宗教經典列入教學内容。必須再澄清一點的是,大環境已經過去了,我校早已今不如昔,如今這個拆教堂下架聖經的政權,想再開聖經的選修課,可能性不大。豐富的選修課以至於我到大學之後還滿失望的,因為我對大學的憧憬就是有各種各樣好玩的選修課,就像清華開《摸魚學導論》,但我本科的選修課卻無聊透頂。

普通科目,作為頂尖學校之一,師資普遍還是優秀。但是質量參差不齊的情況也有,總體來說還得靠三分運氣,好在我運氣也滿不錯。此處的優秀,是指他們的思想和言論先進,當時的歷史和政治老師就是其中二位。歷史老師是我最喜歡的,堅持用重慶話上課。要知道我一個本土主義者,平生最討厭普通話,反對暴力推普的文章寫過好幾篇了,遇到重慶話授課的老師,自是越聽越順耳。而他的一些言論,我如今細想起來,才發現啟蒙都埋在極小的細節之中。比如有次談及地鐵廣播時,其中有一句:「給老弱病殘孕讓座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他質疑地談到:「哪個民族這些不是傳統美德?」簡簡單單的反問反駁了一個基本的邏輯謬誤,解構了民族主義,定義了普世價值,以及教導學生應當對 Progranda 提高警惕。幸好,在我接受最重要的教育階段,老師是在潛移默化地解構民族主義,而不是宣揚民族主義,僅此一點,和普通高中的鴻溝就已經拉開。記得另一次,歷史課剛下課,班主任就走了進來,於是他對班主任説道:「佔用學生的時間太不公平了。」聼得班主任只能尬笑兩下。尊重學生,拒絕 pua,都是真教育應有的元素。時間太久遠了,我已想不起其他言論了,但它們的底層哲學都是民主平等,總之就是有這樣的老師在,默默播下了一些啟蒙的種子。

美術、計算機、通用技術幾門課不會被其他老師佔用,估計也算難能可貴了吧。通用技術教學内容是木工,每次都去課上鋸木頭。通用技術老師説來也算是一視同仁的良師代表,貫徹公平,記不太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總之有一次他怒斥了班上成績第一的同學,說不好好學他這門課他也是能 fail 你通用技術會考成績的。

至於獨特的教育資源,一時之間並想不太起來。高中英語課有我第一個外教,是一個羅馬尼亞的小姐姐。其實呢,因為我們也是某大附中,她就是某大的學生,然後我們老師大多都是某大的,有學長學妹直接的一些交情吧。獨特的教育資源多來自某大,但如今附中太多了,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得上獨特。我們的校園卡可以進入大學的中央圖書館,因此有些時候,我會跑去大學圖書館自習。高一稀里糊塗,報了一個只為我們學校的學生開放的雅思班,其實就是跑去某大外院上課。學雅思時也碰到了一個很有氣質的教授,講緬甸的民主化運動,那是我一次聽到昂山素姬的名字,我愛用「姬」這個譯名就是緣於他當時黑板上寫的是這四個字。然後其他英語很好的同學,學校安排他們提前考四六級,我英語不好沒參與過,但我看去考試同學的准考證上,是把名字挂在了大學的繼續教育學院内,真是奇妙的操作,學校總有奇技淫巧。

圖書館的藏書是極其優質的,也是我終生受益的一環。卡爾波普爾的《歷史主義的貧困》就是我最早的啟蒙作品,《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當時也讀過,都是我第一次系統地去了解一位專業的哲學家,如何對馬克思理論進行批判。同理,還有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實際上這幾本都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一套叢書,當年不敢說看懂,但至今印象深刻,影響猶在。讀一本好書,確實强過應試教育太多。其他書籍也不少,當時也很沉迷推理小説,有段時間日均一本。圖書館非常冷門的日系推理都有,以至於我現在都還記得那本書有多離譜,這在寫推理小説那篇文章中是聊過的。

除了圖書館,還有校史館、展覽館之類的建築,現在好像奇奇怪怪的設施更多了。校史館很漂亮,只是不常更新。展覽館相比之下内容就比較空洞了,我只進去過一次,四周的墻上用《馬達加斯加3》的英文海報在圍擋,然後擺放了一些動物標本在館内,僅此而已。

學校是一個小社會,學習之外,必然有生活。生活氛圍固然也是十分寬鬆的。我們幾乎沒有任何離譜的校規,或者説,沒有校規。畢竟如果真有打架鬥毆之類的嚴重事件,放在校外也會蹲派出所,事實上之類事件我在的三年也從未出現過。首先,手機是沒人管的,可以帶,我好幾次就在校長面前滑手機。甚至學校 WIFI 還提供了十來個學生帳號,當年流量還很貴,依稀記得那還是聯通5元 30 MB 的天價流量時代。於是搶那十來個學生帳號是當時非常樂此不倦的一件事,一旦搶到,趕快下點電影遊戲,高流量需求一次解決。不過家長們不一定通人情,很多同學沒帶手機都是家長不允許。所以那時我經常有的業務就是幫同學們淘寶代購和代打電話。後來快遞量太大,學校還在地下車庫裝了幾櫃豐巢。我一直喜歡稱那幾年是黃金十年,新事物源源不斷,例如網購不斷增長,收快遞的需求高了以後,又有了豐巢這樣的市場,最難為可貴的是學校竟然還更進得滿快的,要知道那時候豐巢才剛剛面市。説來我校好像也是第一個鋪設藍色跑道的中學,總之時間非常早,好像是從 Polytan 進口的材料,化學老師曾經聊過海關當時不知道那是什麽東西還扣了我們的藍色跑道很久。一聲嘆息,大環境確實不再。當然沒人監督,就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自制力了,我校一直有一個 slogan 就是中學中的大學,隨意帶手機就和大學環境差不多。像我這樣自制力不足的人,對高中晚上的回憶完全是在床上打歡樂麻將了……是挺快樂,所以高考一塌糊塗,沒有什麽值得效仿的。

沒錯,晚上卷王們在自主學習,我這樣的躺平人士,全光顧著玩手機了。大家對於高中,對於小鎮做題家,還有一個刻板印象就是 007 的作息,顯然我們也是沒有的。晚自習非常寬鬆,走讀生可以不來,所以對走讀生而言,每天五點就能放學,雖然比不上加拿大三點放學啦,但也足以震撼高中就該學到深夜的老中。但還是那句話,沒人管,晚自習對我而言就是換了個地方打遊戲。記得有次我還在那修了一晚上手機……借來螺絲刀、小焊槍,畢竟是電池可拆卸的年代,零件拆的滿桌子都是,倒騰了一整個晚自習。如今想來,同學們真是哆啦A夢的百寶袋,竟然在教室借得到焊槍……好像是那位同學參加某個模型比賽的工具,很小一個,那晚我手機的毛病就是尾插松了,我在嘗試自己焊上去。如今在異國孤立無援的我,要是想找人借焊槍,我還真不知道要找誰,過去真是神奇呀。高三時我們和最好的班緊鄰,然後我們這一層剛好有一個露天天台,於是我們掀起了一股羽毛球熱,一堆差生天天和早已保送的人在那打羽毛球。我晚自習上著上著覺得無聊就出去打球,或者樓下自助售貨機整點零食,我們的晚自習就跟圖書館自習是一樣的,你幹啥,要去哪,沒人管。總之除了學習以外的事真是幹了個遍……現在並不成功,還是滿後悔的哈哈。至於早上還是起得滿早的,也有早自習(早讀)環節,印象中好像是七點半,八點應該是第一堂課,雙休不會被吞,所以作息大概是 755。還是老話,755 是比不過國外啦,但足以震撼老中。

校規自然也不强制校服,這一點是我大學之後才意識到的。我把畢業照給大學同學看的時候,他們很驚訝的說:「竟然都沒穿校服嗎?」畢業照中的我,穿著一件花得不行的襯衫,我是才意識到,其他地方的校服似乎都是强制的。「不穿會咋樣?」我好奇地問。「扣分,甚至不讓進校。」我聼到了回答。呃,扣分這種紙老虎,我初中的時候就不信了,我校理論好像也有道德分系統,但沒怎麽落實過。至於不讓進校,我只覺得離譜。「學校為了防止攀比衣服嘛,所以我們那時候都攀比鞋子。」朋友繼續解釋說。看見了嗎,攀比之風是沒辦法禁絕的,反而我們放開的學校,很少聽説有什麽攀比衣服的事發生,堵不如疏啊,我愛自由的政策,其實中國人人人知道,越爛的高中才管得越嚴。不過校服的强制令,似乎國外也有,日本、韓國、香港、台灣這些東亞其他地區的高中生都穿得整整齊齊,不知道是不是也只是為了防攀比。總之我們當時的政策是,想穿就穿,一般有什麽大型活動要求穿,但實在沒穿也不管你,就算了唄。我印象中三年我就沒穿過校服幾次,所以一畢業就當廢品直接扔了,現在想想還滿後悔的,那校服還挺好看,至少比現在使用的新版好看,青春被我扔掉啦,沒法像人大附中的同學一樣穿一輩子咯。

戀愛,也很寬鬆。我們有機會談一場高中最青澀的戀愛,沒有比這更代表青春的事情了吧。「早戀」這個詞彙,并非沒有,偶爾也會在一些場景出現。所以戀愛是真正的叫寬鬆,處於灰色地帶,并沒有說明面允許你談。只是校園情侶太多了,每晚操場跑步,都是一對兒一對兒的,老師知道了,也不太會干涉。年級第一和年級第二談戀愛呢,那都是全校上下都知道的事,老師們還加入聊八卦的隊列。戀愛一事,總體上和手機類似,有些家長非常嚴格,導致一些棒打鴛鴦的情景還是出現了。校方、學生、家長三方,在我校一例中,家長似乎是最拖後腿的,也充分説明了我們只是一個普通學校,不是北四那樣的貴族高中。我的薔薇色高中生活,自然也有初戀的一席,甚至寫著這段話的同時嘴角都還泛著微笑,體驗無疑是很好,不過就不在此展開多説了。高中戀愛,能走到最後的極少,我同學中好像就只剩一對還在一起了,但那無疑是青春兩字的真實寫照。早戀本來就是中國高中最扯淡的概念之一,情竇初開,本即是十六七歲,台灣人唱十七歲那年的雨季,結果你十七歲在上中國高中,怎一個慘字了得?

私人空間也相對自由,學生擁有一定的支配權。高中時私人空間大概就是自己的書桌,以及我這樣的住校生,會住在宿舍。高三時海淘盛行,我又二次元濃度極高,就買了兩個 SEGA 的 LL 景品擺在教室桌子上,畢竟手辦買不起呀。這麽一個小小的細節,但是很值得一説。一來,班主任沒有對此説三道四,要知道很多中國高中,條條框框一大堆,你桌上辦兩個景品?沒給你扔掉都算好的了。二來,刻板印象中的中國高中書桌都是堆滿了書,人都藏在其中看不見,我卻擺了景品,再一次打破刻板印象。當然需要澄清也有同學是擺滿書的類型,自由支配私人空間嘛,自己裝飾。宿舍環境,前面提了,玩手機是不管的。熄燈之後唯一不能做的就是吵鬧,畢竟影響別人休息。實在有大事,轉戰陽臺輕聲操作。那時還是雙十一最風光的幾年,我和室友就在陽臺等著一過十二點搶東西。宿舍門衛室,用著很老舊的 DVD,播放每天的起床音樂,因此,門衛讓我們直接帶碟去放。當時我正好買了泉水姐姐 25 週年的紀念專輯『ZARD Forever Best 〜25th Anniversary〜』,也拿給門衛放了好幾星期。聽著「負けないで」起床,也挺鼓舞人心的吧!女生宿舍那邊,則放著一些我不了解的韓文歌。宿舍自由度到底有多少,是需要探索的。其實整個我們學校環境都是那樣,Everything which is not forbidden is allowed,法無禁止即可為原則。高三時換了新樓,我們教室對著宿舍,看見有人挂個鳥籠在陽臺養鳥……連寵物都允許嗎,小貓小狗估計不太行吧哈哈,只是沒人去嘗試過探索自由度。

有了宿舍,食堂似乎也要提一下?食堂確實沒啥特色,便宜……加拿大要是有中學食堂同等物價的地方,我怕是活得很滋潤。有夜宵,有小炒,不止大鍋飯。但是關鍵一點,校門是開著的,休息時間也足夠,去哪吃不行?我就有從來不吃食堂的同學,無非取決於每個人的生活水平。自由的環境,比物質條件重要太多,有自由,也就有渠道改善物質。

還有一些極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歷:升旗、課間操、軍訓。升旗升倒過,大家噓聲一片。升旗時要唱國歌,沒人唱,真的太尬了。我發現沒人想唱這麽尬的國歌是全國性的現象,只是可能其他學校會就此大做文章,嚴厲批判學生,一種服從性測試。課間操,模仿某更天龍人的學校,跳韓舞(實際上是江南 Style),跳宅舞,還有中式土嗨(比如聽説這兩年整過野狼 Disco),某些亞文化最盛行的時候,玩一玩也無妨。總之也是上新聞的事,無他,老中覺得稀奇,你們咋就能玩些不一樣的。軍訓,我逃掉了!反正一些陰差陽錯的因素,我們這届沒有軍訓,集體逃掉,其他屆還是有的,畢竟是教育部的强行規定,真就是幸運加持。大學沒在大陸上學,也沒經歷過軍訓。所以我是正兒八經沒有接受過 PLA 軍事訓練的人,面對移民局倍有底氣。

高三時為營造民主氛圍,發生過一件特別有趣的事——讓滿18歲的學生參加人大代表的投票。沒錯,我是見過中國的選票的,而且還不是等額選舉,有兩個候選人,一個附中校長,一個隔壁附小校長……選票上還有第三欄,可以自行提名。同學們之間多在第三欄互相亂填,全是廢票,沒人正兒八經在投,一場遊戲而已,大家都心知肚明。那時我還是蛤絲,膜蛤到不行(啊對,高三讓每人寫一句打鷄血的座右銘,我就:不知高到哪里去!),於是呢,當然提名長者啦!江澤民三字寫了上去。名字根本不是 Primary Key,若有兩個人同名,哪能知道誰是誰,不過也沒唱票環節啦,我都不知道最後誰當選了。這件事過於詼諧,以至於每次有人調侃中國人見過選票沒時,我都很想插一句還真見過。

上面强調多次校方、學生、家長三方,目前講的,基本還都是校方開明,給予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家長是最拖後腿的因素,但也沒辦法展開講。講講我們學生自己。城裡學生,都有一些小衆愛好,一些特長,讓你發現他們確實不是小鎮做題家。特長前文略有提及,以學生為主導的社團,隱藏著不少大牛。而大家的愛好,不乏非常小布爾喬亞的。有一任同桌是很日系的妹子,她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姑娘,當時高一也考過 N3 了,不算特別,但能説明環境允許她學一些興趣上的課本以外的東西。她最常做的就是經常寫她的手帳,只見她不時又把一些貼紙貼了上去。我也小鎮來的,哪知道那些是什麽東西,後來才了解手帳完全是一個圈子,原來不是寫著玩的。也有叛逆型的學長,那時食堂是有電視的,他拿著一個 USB,在上面放過意志的勝利和六四紀錄片。我如今細想意識形態這麽縫合,應該只是高中生太叛逆罷了,想對抗權威的敘事壟斷,精神仍然值得肯定。説來我當時也在宿舍給室友放過六四紀錄片。還有組織能力極强的社牛人士,創建了一個環保相關的社會組織,其定位過於政治正確,現在做得挺大的,網上能搜到,就不透露具體那一個了。當時有人質疑做不成,沒想到人家做成了。那一年他們在北濱路上包了一棟別墅辦慶功宴,相較之下北四舞會反而是低配版,但本質這算人家自己校外的事情。唯一能發表感想的是,他們家長不會把他們送去衡水模式的學校,他們才有機會去完成這樣的事情,至於最終去了我們學校還是另外一所環境寬鬆的,區別不太大。也有星探挖了學校的學弟嘛,似乎就是時代俊峰,畢竟重慶是他們的主場。這算不算也換人生賽道了呢?縱使只有一例,當然算。本文無法完全覆蓋個例,畢竟我也不知道那些校友們走上了哪條意想不到的賽道。我看到的是人生可能性太多了,可小鎮做題家們卻真的會遭到埋沒,令人唏噓。

言論環境寬鬆,是鑄造一些深刻記憶的根本。剛才提到六四,六四呢,沒仔細講過,但歷史課上還是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這套官方説詞提及過它的存在。高中時正好碰上香港雨傘革命,於是那段時間天天在 Qzone 發一些聲援的内容,可謂高强度衝塔,那時候風險意識沒這麽高,而且網路輿論環境也好得多,一點事也沒出。所以,和滿多港人一樣,雨傘革命是我印象更深刻的一場社運,反送中由於完全親歷,也去過數次現場,一步一步看著香港淪陷,心中痛苦難以言表。那時候沒機會親身去香港,遠遠看著,似乎總有一種希望在前方,即使最終結果還是不了了之,也為我埋下了一些種子。老師的態度大概像是趙紫陽吧,更想勸我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要做過於衝塔的事。班主任提及他在人大上學時,就有同學因爲參加茉莉花而遭退學。但這很難得,能公開提到茉莉花這件事,如今看來都非常不容易,説不定反手就被學生舉報了,當然學生也可能壓根不知道是啥。畢竟他馬上又提到了曉波,他沒説曉波,只是説的最近一位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我在下面把名字叫了説來,同學沒有什麽反應,大概就是不知道了。

四中舞會後續還有學生說緊接其後就是遊學,遊學其實是我一直不太理解的一點,我沒體驗過真正的遊學。遊學難道是公費的嗎?如果自費的話,沒什麽好糾結的吧,去世界各地的都有,全看家庭情況,和前面講吃飯一樣。高中時參加一些去外地的比賽,也自行承擔了食宿行,從沒有可以報銷一説。大概這一點真正想折射的是做題家沒有假期?我高二升高三的暑假,倒是先成都水一了場比賽,然後拿著新單反飛去武漢玩了一圈,感想則是從此出門再也不想帶相機,太重了。幸運地是即使是所謂升高三的最重要暑假,我沒有被按著頭學習。我始終認為這一點完全取決於家庭情況,同學那個暑假嘛,幹什麽的都有,好像在斯里蘭卡玩當下很火的義工旅行,那種項目就是我認知的遊學,自費哪不能去?我很奇怪。如果非要把事情推極在公平與否上,意義不大,社會就是不公平的。我那時也想出國玩玩呢,總有人比人比不過的時候,但是想到對比全國所有人,那個暑假能去成都武漢轉一圈已經是非常悠閑了,過好自己的生活。幸福感瞬間提升。

回憶高中的點點滴滴,竟然寫了快萬字。我又去看了一下四中舞會的討論,越吵越凶,爭執雙方僵持不下。 我是贊同北四這次被誤傷得滿冤的,正如一些博主所説,那個舞會根本沒有多高端,歐洲或者北美的小鎮中學都能辦一場類似規模的舞會。北四和我們學校背景也差不多,屬於普通人靠中考成績也進得去的頭部高中,并不是真正的京爺學校。真正的闊少在玩些什麽,只能説我略有耳聞吧,算是視角打開了。看見四中舞會就破防的人,也許真的是視角沒打開,遍地中國中學都是戰俘營條件,原來還有環境這麽正常的中學?核心問題就在此處,我上面説的内容,放眼世界,只是一個「正常」中學的模樣罷了。北四辦一個普普通通的舞會,同理,也只是正常的社交場景而已。好比我最熟絡的一些港澳朋友,肯定會附議以上都只是正常高中的生活,過去的談話中我們也曾涉及過一些高中生活的分享,以上内容都不足為奇。我一直說跟輕小説中的日本高中環境差不多,但那本書描寫的原型僅僅是岐阜縣的一個小高中而已,普通,不能再普通。然而,當我僅僅是把普通的點點滴滴日常記錄下來時,竟然可能存在遭到秀優越、盛氣凌人指責的風險?對不起,那真的太怪了,戰俘營指責外面的人過得太好,陷入另一個邏輯怪圈。有人說這是不公平,只有極少數人能跳舞,叫特權。所以追求公平的最終目標,是想辦法讓鄉村中學的學生也跳上舞才對,就想著互害拉別人下水?中國人最底層的邏輯:你怎麽能過得比我好?

如果做題家們真的願意獨立思考,請想想誰才是把你們變成戰俘的始作俑者,誰才是矛盾的源頭,而不要攻擊一群無辜的學生,他們不是既得利益者,標籤是偏頗的。無能狂怒想駡駡王公貴族出氣,只能告訴你還在更上面的地方呢。若有能,兼濟天下真正引領一些變革也好,抑或是獨善其身離開窪地也好,我都由衷地祝福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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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食譚

去年聖誕,得閒去了一趟辣椒的家鄉墨西哥,對辣文化的感觸又深了一層。

本文探討一個很早以前就想聊的話題——為食辣者辯護。

不知道中文網路近年又在跟什麽風,開始瘋狂攻擊辣食,來來去去不是辣掩蓋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辣掩蓋了不新鮮的食材。兩頭的話讓你一個人説完了,深得贏國精髓嘛。

網路上傳播一個觀點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完全不需要論據和論證過程,即可三人成虎。在《仗劍江湖夢已遠》,我就批評過一些中國玩家「國產來來去去都是武(仙)俠題材,無聊死了」的論調,是顯而易見的跟風。同理,互聯網上如今對辣食的攻擊,如出一轍,直接輸出結論,毫無邏輯可言。并且説的人愈來愈多,他們自己還真當那麽一回事了!

更好笑的是,一些四川人非要跑出來說川菜不止是辣,也有不辣的菜,憋上半天也就舉一個開水白菜的例子出來。連立黨都在説這件事,我就是刷到了他的推,再也綳不住了,讓我有了要立即填坑的決定。錯了,那些四川人辯護的方向全部錯了,包括立黨推下的評論也全是在那真的舉例子,問題明明在於,辣食究竟怎麽你了?所以這篇文章不是川菜譚,不是湘菜譚,就是辣食譚。

而諸如這般的討論會引起民憤的底層邏輯在於,攻擊者在近年已經將辣食貶低為了窮人食物。在一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環境中,自然很多人聽不得這話。當你深入挖掘之後就能發現,小丑竟是那些暴發戶們自己。

衆所周知,辣椒是舶來物,原產於墨西哥,直至明朝末年才傳入中國。但這并不意味著,辣椒傳入中國之前,四川人并沒有其他營造「辣味」的手段。辣,其實并非味覺,而是一種痛覺,這個概念如今已經逐漸成為了常識。所以事實上,想要客觀定義辣是怎樣的,非常困難,世界不同辣系菜餚,嘗起來實為千奇百怪。人們形容芥末的刺激性味道都稱之為「辣」,對習慣四川辣的人而言,實在費解。

四川辣派,有一顯著特徵,即麻辣。麻味,源自花椒,這個東西自古就扮演起了重要角色,真正本土原產的調料,它直接有個更具地域特色的別稱——蜀椒。《華陽國志·蜀志》記:「其辰值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辛香。」中文此時又博大精深了起來,「辛」也并非一種味覺,「辛」常與辣一起組成辛辣一詞,指代的也是刺激性的味道。古之辛味,如何調製?材料一花椒已經提到,是原產作物;《益部方物略記》:「綠實若萸,味辛香苾。投粒羹臛,椒桂之匹。」,此為材料二茱萸;《呂氏春秋·本味篇》:「陽樸之姜,招搖之桂」,陽樸為蜀地地名,此為材料三姜。另外輔以古時的泡菜葅和大蒜、小蒜、韭菜、蕓苔、胡荽五辛等調料,製作辛味食物。

由此可見,四川自古就食用刺激性的,「辛辣」的食物,古時四川是天府之國,嶺南是什麽地方就不點破了。哪怕在辣椒傳入中國的明朝末年,廣州確實已經接受了一點點海洋文明的熏陶,使得十三行有了些許雛形。但稍微查詢當年稅賦記錄,廣東對四川并無多大優勢,頂多算相差不大的兩個大省。當然,明朝稅收系統較為複雜,并且還有濫收鹽稅等問題,不能以現代社會的稅收體制去回顧。《明會典·驛傳一·二·三》統計了驛傳數量,能體現一定的經濟活力。四川水、馬驛合計141,遞運所14;廣東水、馬驛合計75,遞運所1;兩者顯然不是一個數量級,四川亦是全國數量最多的地區。今日廣東有話語權,九成功勞還得歸於大英帝國,并無任何真正值得吹噓的地方。所以一小撮廣東人跳出來的嘴臉,只讓我想到暴發戶三個字,最為幽默的是,一看結果是粵北人。別誤會,我不像他們一樣玩地域黑。

所以廣東當時壓根不能稱之爲發達地區,「沿海發達地區」這個詞也能用在還沒有進入海洋經濟甚至還在海禁的地方嗎?農耕經濟世界第一城内陸長安聞之落淚。辣椒順著海洋經濟輸入是事實,保守的沿海地區,不敢將辣椒引入食用,只當作觀賞植物,這才是正確的敘述方式。我就一直盯著此前網上的言論納悶了,這堆沿海保守地區不敢接受一個新東西,明明是典型的保守表現,咋被吹成進步的表現了?上一篇文章我提到一個細節,加拿大人也經歷過創造各種料理的時期,夏威夷披薩、加州卷,都是加拿大人的作品。正是因爲經濟寬裕,人民才有閒心去做這些事。帶我媽去日料店時,她生魚片不敢吃,生鷄蛋也不敢吃,請問網友們這到底叫進步還是保守?還是也順帶攻擊一下日料?確實也有人開始說日本自古資源匱乏,只能吃那些東西。到頭來,飲食之爭,就是誰都瞧不上啊。

不過還是不能否認一個更關鍵的事實,現代飲食,確實是在幾十年内形成的,重慶火鍋歷史就非常短。而地域黑的亂象,其實滲透到了每個方面,飲食不過是其中一個戰場而已。此番地域黑的核心,還是關乎經濟,關乎錢,無論如何,也要想把自己渲染成高貴的,而把別人渲染成低賤的。所以飲食戰場上爭紛,就是以今天的經濟實力在做投射,日本人人知道發達,日料也就成為衆星捧月的對象了。韓國料理也是以辣為基調的,五十年前可能也是遭人嫌棄,但今天白人也會給你說上一句他喜歡吃 Kimchi。2023年,重慶 GDP 重新超越廣州了,注意是重新,歷史上也沒怎麽低過。一小撮廣州人前兩年説著我們只關心喝早茶,沒人關心這些,結果真被超越的那一天氣急敗壞,場面一度滑稽。地域黑,歧視鏈,不得不説刻在老中骨子裡。沿海目前是發達,未來誰知道呢?如果鐵路運量大過集裝箱,世界是會重返内陸經濟的,就看重載列車的發展了,最好整出重載高鐵來。熟知我的人應該知道我是極度熱愛家鄉,并且一直致力於推廣本土文化走向世界舞臺的人,那當然需要寫一篇回懟文,睚眥必報。

其實扯遠了,痛斥一小撮人之後,我還是想要真正的,以謙卑的態度,繼續宣揚一下辣食。公平起見,提一些可能是負面的評價吧——健康憂慮。我對營養學并沒有太多了解,我主觀覺得單純的辣椒這一劑調味料,可能并沒有太大健康問題。健康爭議,主要還是在重油上面,單純考慮辣,甚至有研究指出能降低全因死亡率 [1]。但一個事物一旦風靡起來,就沒逃掉過健康憂慮。炸鷄、珍奶,哪個東西健康?我是及時行樂派的,吃得舒服就行。至於養生派的人,自己斟酌,體驗體驗就好,相信你們也不會天天吃,談一個飲食健康與否一定是要談劑量的。

去年我讀了曹雨的《中國食辣史》,是一本較為全面的書,有興趣可以通過這本書對中國辣食的底蘊進行一個擴展,而不局限於四川的麻辣。不過書中確實也有沒覆蓋的地方,比如東北辣與朝鮮族飲食,也就是韓國那一流派,此中的關係,作者自己也提到了沒有覆蓋這一方面。回想起第一次吃新疆炒米粉時我才意識到新疆人這麽能吃辣,西北辣與維吾爾族飲食的關聯,也是不太常被人發現的角落,值得新的考據。當掃一遍中國地圖之後,猛然發現,其實不吃辣的地區反而才是小衆。世界食辣史,話題更為宏大,中國尚有漏網之魚,世界範圍我暫時沒有太多涉獵,短短幾日的墨西哥之行,沒有積纍太多素材,只能簡單說一句我真的愛吃。另外身處北美小孟買的我,無意中被幾道印度辣菜驚艷到了,是不曾嘗試的領域,未來素材足夠,也許會拓展國際話題。同時,這也回應了最開頭的指摘,辣菜的烹飪手段和成品呈現的味道包羅萬象,此處説的墨西哥菜印度菜可能他們接都沒接觸過,張口就辣破壞食材本身的味道,指不定熒幕背後是個天天點外賣壓根不下厨的年輕人。

再回到川菜的話,其實大家說爛的川菜很多不辣的説法確實也成立,只是不是這篇辣食譚的重點。川菜也得再細分三個流派,成都上河派,重慶下河派,自貢鹽幫派。不辣的菜其實基本上都是成都那邊的,川内的人也知道,成都吃辣能力都是倒數的,我們下河派的菜,就是辣,純辣,沒什麽不好。關於不辣的川菜,我也推薦一本書,是扶霞(Fuchsia Dunlop)的《川菜》,既可以當作菜譜,也可以當作文化書籍看,實體書設計得也異常精美,我特地買了一本鎮在書架上。作者是一個深入研究川菜幾十年的英國人,這才是我心目中,估計也是大家都無法否認的,真正美食家。她對川菜的幾十種味道,都有列舉,從而跳出辣的框架。不過猶記得她對歌樂山辣子鷄的描述,滿滿一盤辣椒,渝菜粗獷之本色。還是那句話,川菜不辣,我們渝菜(p.s. 我發現維基真把渝菜單獨分出去了一個詞條哈哈哈誰幹的)就是辣,我也為之有極其鮮明而不落於凡塵的特色而自豪,所謂文化自信也。

[1] Lv, Jun, Lu Qi, Canqing Yu, Ling Yang, Yu Guo, Yiping Chen, Zheng Bian et al. “Consumption of spicy foods and total and cause specific mortality: population based cohort study.” Bmj 35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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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母語

在恆久的掙扎中,我終究意識到,自己是流浪在母語裡的。

端去年有一篇文章,題為《異鄉人:在自己的母語裏流浪,我在加拿大學編劇》,些許讀後的感觸,讓我想化用一下這個標題。更巧合的是,我們甚至連流浪的地點都一致,不無感慨。

前幾日一場面試,磕磕巴巴把英語講完,總感覺沉浸在所謂英語環境中,英語能力不增反降。對於這門外語,尤為緊要的外語,焦慮愈演愈烈。

小紅書上,刷到有妹子號稱是傳遞真相,即交了一個外國男朋友之後,英語也沒提升。她大概提了幾點,比如男朋友會迎合她的各種錯誤,Chinglish,講多了男朋友也就能聼懂了,甚至會主動對她這麽説,錯誤無法得到糾正。這一點我真是深有體會,我跟我同事處於完全一樣的模式中。我那磕磕巴巴,毫無邏輯,語法混亂的英語講完之後,他們真的 get 到了,然後就算交流完成……是,交流確實完成了,有人説,能交流就好,但是這完全不足以去體現自己掌握了一項專業的能力。有人能寬容,勢必也有人不能容忍。面試場合講成那樣,真的只會讓我心拔涼拔涼,毋庸置疑的扣分項。

還有一點,就是日常對話過於簡單了,我基本只會幾個詞幾個詞往外蹦。記憶中除了上學期期末的 presentation,真的很久沒有説完一個很長的完整的富有邏輯的句子了。只是和人尬聊的場合,我一般是回答問題的那一方,每次幾個簡單詞彙就能應付。我幾乎不會主動去說一大串東西,講一個故事,這是性格使然,講中文我也不太可能如此健談。區別在於,讓我硬要用母語撐一撐場子,是可行的,但是英語就是能力不足了。

印度同事:「多看點英文電影英文劇吧」。

很老套的説法,我尬笑一下點點頭,但是關鍵在於,我對英語文化的作品興趣並不大。不管什麽哈利波特還是超級英雄,我都沒看過,想想可能真沒法和這些本地人聊開,完全不會在一個頻道上。

還是印度同事:「你不看漫威DC?你平常不看電影是吧。」

等等,這個文化圈也滿奇怪的,電影直接和漫威DC劃等號了嗎?小衆愛好無論在哪都沒生存空間呀。

我:「呃呃,看呀,日本電影比較多吧,比如去年花束,等等這部片英文名是啥啊……」(We Made a Beautiful Bouquet,我去查了!鬼才知道!)

「Sorry, I don’t know its English name.」大概是我最常説的一句話,無論在電影音樂遊戲書籍任何常見的閒聊話題下,我必然會走到要抛出這句話的一步,絕無例外。

要知道,我從小接受的所有文化載體,幾乎都是日本的,我可能是真正的精神日本人。加拉巴哥化,是我提過數次的概念,如果你真的了解,加拉巴哥化下的日本,審美在這顆星球上是獨樹一幟的。而我也澈底與之同化。

好在日本文化輸出的確是亞洲天花板,跟各種族群聊天,很少有沒看過 Anime 的,日本遊戲也基本能聊一聊。RPG 是已經衰落了,雖然他們不玩,但至少還是知道 Final Fanstasy XIV 是哪部作品,甚至都補充了一句有朋友在玩,不知真假。

國内朋友知道我連哈利波特都沒看過後也大驚,你潤日本好了啊,怎麽會挑中加拿大這個地方。老實說,正是因爲深知日本的社會情況,所以勸退了要去日本長期生活的念頭,吃喝玩樂自不必説,但總有人會告訴你,日本只適合去旅遊,日本社會若要概括只有「壓抑」二字。其實,移民一事就是圍城,我既看見有人想從日本去加拿大的,也看見有人想從加拿大去日本的,各執一詞。只是我很清楚,離開鹽鹼地就好了,要放低期望,才不會失望。

而我昨晚頓悟,東亞的壓抑,才誕生了各種怪誕的新潮玩意。上個月看見代官山的蔦屋書店和伊藤潤二的聯名產品,只覺有趣和羡慕,重慶都有蔦屋,你土倫土有個啥?啥都沒。細細一想,這種現象,是否正是因爲長期的壓抑,需要釋放?以至於無止境地獵奇,閾值也隨之攀升。東亞發明新菜式太普遍了,餐廳和飲品店天天都在推新品,哪怕 KFC 到了中國,也要造出離譜的毛血旺嫩牛五方,在 KFC 老家的肯塔基州,我們只有最基本的菜式。

東亞人,有長期的、潛意識的精神空虛,以至於要幾近刻意地去用新事物填補空隙,有些東西,已經不能形容成新穎了,就是怪誕的,獵奇的。精神空虛,繼續侵蝕著我,在我無法排解空虛的異鄉,承受作為第一代注定的痛楚。

抑或,它只是市場經濟的瘋狂試錯。加拿大人也經歷過大造黑暗料理的時代,夏威夷披薩、加州卷,實際上全是出自加拿大人之手。這類東西,只要有市場,就能推廣開,至於時代的淘汰品,早已不為人知。

我對愛情的幻想,又破滅了一層。和其他族裔談戀愛是怎麽一種體驗呢?我原本以為應該很美好,不再有小織女張口閉口的彩禮,不再頂著遇見小粉紅的風險,大家都會是正常人。她們確實不要彩禮,還主動説自己不是商品,我聽到當下就激動地點了點頭,自由世界長大的人就是正常。但聊得越多,越覺得文化差異巨大,讓我手足無措。

無產階級教育也許太成功了,我一個老中人,是真的信不了神,刻在骨子中的,打心底的不信。但他們幾乎人人都信神,不一定有特定宗教,但會信神,兩個概念區分得很開,但我誰都不信。而我面對的一般反應是,不信宗教,很能理解,diversity 的國家,宗教自由;不信神,他們就開始奇怪了。而他們得知我父母也不信時,幾乎是震驚的,彷佛擊碎了他們的文化觀念。「那你信什麽?共產主義嗎?共產中國。」此話一出,我更無語了,我大概信反共產主義吧……而我真不敢就宗教話題展開多説任何東西,一不小心褻瀆了,可是大問題,説完自己是無神論者,迅速結束話題。

某時某景,很適合吟詩一句,完全貼合當下現狀,但我發現翻譯不了,又吞回了肚子裡。有時,只是引用了一句我喜歡的中文歌詞,MLA 的經典歌詞,她會問什麽意思。字面意思,怎樣怎樣,嗯,that’s all,就這麽無聊。我的新 TG 名,就一句「到太子午夜時候」,引自 MLA 的《K同學》,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 By midnight in Prince Edward 而已,前不着村後不着店。但,我深知實際意思遠比字面意思深厚,除此之外還需要對背景社會事件有足夠了解,這是描寫反送中的歌曲。她其實非常耐心,讓我不要着急,慢慢解釋,可惜實在有心無力,整個原文渲染的意境也將盡數丟失。我若一人能搞定如此龐大的難題,豈不讓冠以翻譯家頭銜的名師大家們蒙羞,人家幾十年鑽研出的成果,自是不同。

於是,我有些抗拒跨文化的關係了,我還是希望我念一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時,她能瞬間理解我的意思。不過好在,我對找對象一事也期望極低了,不覺難過,又豐富了一點閲歷吧。

最要命的是,我也沒法融入中國人圈子去抱團取暖。我堅持自己的文化觀念,堅持使用傳統中文,在微信那個我深惡痛絕的 app 上,每次都會引來疑問,於是只好搪塞兩句,「啊我以前混澳門的,習慣了」。香港人,台灣人?也許會不錯,但我如今社交圈子這麽封閉,沒什麽機會去認識,又為一大憾事。

我總算找好了自己在這兒的定位,Refugee 罷了,一個政治難民。我一直自嘲,王師北定中原日,我是會回國的,回到重慶,最好還參選一個議員。我太愛自己的家鄉了,在霧中漫步,吃上能把加拿大人送進醫院的辛辣食物,市中心的精神堡壘,是中華民國二戰勝利的紀念碑,怎能遭人篡改了名字。我不喜歡英語,更討厭普通話,只想多講兩句重慶話,那才是我真正的語言。借用端那篇文章的結尾,「地理位置的變化不會讓我脫離那熟悉的衰世感;這裏有我的文化,我的語言,我藉以認知的一切,連起來就是我的命運」,如果到死都沒有那一天,家祭勿忘告乃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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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過後:生活方式再定義

本質上這是一篇年終總結,但之前在《A Struggling Gap Year》一文中我已經總結過大半年内容,所以叫半年總結更恰當。以那篇文章作為時間線的分水嶺,後半年最主要的環境變化便是我來了加拿大,個人生活方式也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值得我進行再定義。

在離開之前,我仍在與中共的清零政策作鬥爭,前一篇文章《掙脫「白色」恐怖:大清零運動下的「潤」學實操》,就是在詳細記錄其過程。聖誕假期坐了一趟口罩都沒帶的國際航班之後,更爲感嘆似乎瘟疫在這兒已經完全失去了存在感,回到了疫前的日子。而12月白紙革命之後,中國的政策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一夜之間等同於完全放開,世界的變換速度,是我不曾料到的。世界彷佛就要恢復正常,但我一直以來持有的一個態度是,一些深層次的東西已經永久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那才是我們瘟疫過後所要面對的。

初來乍到加拿大,直接為物價所震撼。聽説近一年來通膨嚴重,故而物價飆升,這就是很直觀的一個疫後社會尚未痊愈的例子,但我要講的不是如此宏觀的東西,這是我的個人總結,而非時事總結。作爲一個普通人,六億人月收入只有一千元的國家來的普通人,壓力真的太大了。我無數次質疑媒體是怎麽排出「全球生活成本最貴城市」榜單的,新加坡和香港常年很高,難道就只看房價嗎?吃飯真的太貴了。學校食堂,最便宜的東西是一款沙律,説白了就只有一個小塑料盒子的生菜,稅後要8.2刀,差不多是50港紙,香港50塊真比這能吃得好太多。我從不去比中國的物價,沒有意義,但這比香港都貴得多,不合理吧?電訊資費,世界最高,公共交通也是3刀起,以前港鐵過海一個站要花十幾港紙我嫌貴,還是太 naive 了。整個物價帶給我的感受就只有震撼可以形容,天天憂慮不知道該怎麽存活,更可怕的是加拿大工資也并不特別高,甚至部分背景比不過中國。加拿大的確是一個典型的低收入,高物價的地方。好在超市的食物是很便宜的,要在加拿大壓縮生活成本,只能自己做飯,我幾個月以來幾乎沒在外面吃過飯,使最終支出的結果看起來還滿合理。除去房租,我一個月200刀都沒花到,這比我在澳門用的還少,當然我必須聲明這就是極限生存,我對任何一個人説的都是參考我沒有意義。

北美沒車是半個殘廢,所言不虛,我另一半的抑鬱就來自於沒車。完全不用指望北美的公共交通系統,本地人都從來不用,來第一天問房東一些關於公交的事項,她直接説從來沒坐過,出門只自己開車。更好笑的是,美國一些自媒體盛贊加拿大公共交通系統比美國好,因爲加拿大每半小時就有一班公交,非常規律,而且涵蓋的範圍很廣,基本沒多少盲點,這兩點我承認是事實,那美國得爛成什麽樣啊,這壓根就是矮子裡面拔高個。跨區域交通,那就更糟糕了,20km外的一座很近的城市,除了最慢最慢的綠皮車,我竟完全沒有頭緒要怎麽通過公共交通過去。北美火車,真的就是中國最慢的純數字編號那一款綠皮車,如今幾乎快要絕跡了,K字頭可不算,畢竟K可是代表的快車之意。我都有幾個瞬間要變成小粉紅,就這,也叫發達國家?看看我以前是怎麽盛贊日本的公共交通的,那才是我心目中的發達國家,固然我不會幫强國吹噓高鐵,但世界上第一個高速鐵路系統是新幹線啊!昭和39年就已經運營,新幹線,得吹。

最終,我不得不向現實低頭,以前在日本也好,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始終是亞洲的生活方式,但這裡是北美,截然不同。五眼國,除了英國,幾乎都可以叫鄉村國家,地廣人稀,一戶一棟大 house,至於出門,那就自己備好車。有趣的是,突然想起以前在美國爲什麽不建高鐵的話題下,替美國辯護的人,尤其喜歡聲稱航空業發達,不需要高鐵。聊民航?那我可坐得多了,來了之後才發現,本地人他飛機也不坐啊,真就只開車!上一篇 gap year 總結的時候,時處年中,航旅縱橫上我 2022 的飛行紀錄超越了 99.99%,可惜來了加拿大掉鏈子了,四個月直到聖誕假期我才飛了一趟墨西哥,草率結束了 2022 的飛行之旅。

關於民航,我在 TG 上是這麽説的:加拿大的確是深刻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再也沒辦法做到 HK Style 的出行了。曾經聼港人聊到「Weekends 日本人」的概念,指部分港人幾乎每個週末都要飛一趟日本,顯然就是我所謂的香港式的出行方式。回想以前隨便一個週末,甚至週五下午下了課,就可以直奔機場開溜。但加拿大不行,一來接駁機場的公共交通太糟糕了,我用了一次滑鐵盧機場(YKF),作爲國際機場,零公共交通……這在亞洲是匪夷所思的,龍巖山裡那離市區100km的小機場也就一天兩三趟航班,但仍有機場大巴。再者加拿大人不管長途短途,都更偏向於開車。房東就雲淡風輕地對我説過一句他們從溫哥華回來都開車,從來不坐飛機……如此一來,加拿大根本不會有類似 Weekends 日本人的群體,也沒有滋生的土壤。另外我的出行意願也在這裡降低了,在亞洲我是願意去探索小城市的,畢竟叫得出名的大城市也去的七七八八了,像上面提到的龍巖,估計很多中國人都對這個地方沒什麼印象甚至沒聽過,但我仍能在那挖掘到一些趣味。北美小城市,就絲毫沒有吸引力,記得上次我對面登機口是飛往一個叫 High Level 的小地方,名字倒還有趣,查了一下是阿省一個3000人的小鎮,根本想不到假使我以遊客身份前往能做什麼。

我想,那種每週都能出門的浪子生活,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我每次路過加拿大的中小學,看著那些自由世界長大的孩子們,心裡都會念叨一句「天龍人」。我爲啥沒出生在這,拿著加拿大護照呢?有時我又會想,雖然他們的護照通達全球,其實也未必有我去過的地方多,像房東一年也就遠遊一兩次吧,我飛得太多了,是幸運還是不幸呢?每個人的生活方式太不同了,確實也有人完全不愛出門。但如果不讓我繼續飛,强行扭轉我的生活方式,這個陣痛期勢必難熬。

酷寒,是我來之前最爲擔憂的事情,畢竟出發前沒考慮到物價高漲,只能看到最膚淺的東西。作爲南方人,成長在幾乎不下雪的地方,後來又在澳門待幾年,真想不到北方生活是怎樣的。雖然沒見過雪的人有時是會憧憬一下雪景,但要讓我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下,一直以來憂心忡忡。於是我一直在向北方朋友交流生活經驗,他們只會一直告訴你有暖氣的冬天是多麽舒適,比南方冬天舒適太多,問題是,室外呢?於是他們又會說,誰大冬天沒事跑室外,基本都在室内,不會在外面暴露太久。我一個 LBS 玩家,冬天不能出門,還玩啥?可以説,我的訴求就是得冬天出門。北方人也許真的更怕冷,南方人更抗凍,以前在澳門,最早添衣服的,全是北方人,非常有趣的現象。所以,他們會渲染零度左右的長江中下遊,是濕冷,是魔法攻擊,情況惡劣無比,遠不如北方。老實講,在合肥兩度的時候,我一樣騎著電動車去公園玩遊戲,至少就是能出門,能抗得住。可零下二三十度什麽概念?還能這樣玩是不可能的事。前兩天還和朋友提到,這個季節,深夜emo,要是還在澳門,穿著拖鞋就下樓轉轉順便711買點東西吃,現在卻只能憋在屋子裡,繼續emo。從此我也再不羡慕北歐,某種 propaganda 罷了。北歐抑鬱率世界最高,鮮有人提及。室外白茫茫一片,白天短日照少,只能待在家裡的環境,能不抑鬱嗎?不知道北方人怎麽想,我來加五年的小學同學就說他以前在冬天打過精神健康疏導的電話,屬實抑鬱。人類史真是奇怪,發達國家,確實都在嚴寒的地方,除了一個近幾十年才崛起的新加坡,沒有一個在熱帶,是客觀事實。真就是這些地方自然環境這麽差,所以這裡的人感應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而奮發圖强所致嗎?

要説北方人不向往溫暖的地方,我是不信的,否則三亞怎會擠滿東北人。加拿大很多小機場都有飛往坎昆的航班,又是爲何?我一放假就奔墨西哥,就是爲了避寒。不過實踐下來,酷寒反倒不是我最擔心的事情了,如今忙起來,也沒機會玩遊戲了,所以大多數時間也就囚禁在了室内。至於假期,我可以去南方度假,以後恐怕是每年都要相見於加勒比海。我甚至挑好了退休的地方,其實不一定要發達的熱帶地區,常年三十度也難頂,澳門一樣的氣候就行,如此標準,其實也有很多發達地區是冬日溫暖的:港澳、台灣、佛羅里達、夏威夷、波多黎各、關島、BVI甚至更北一點的沖繩。這都已經是後話,只能印證孩子已經逼瘋到想象退休生活了。其實很多情況下比冷更頭疼的,是大雪,嚴格來説應當歸類于自然災害了,機場會因爲暴雪停運,并不會因爲零下四十度停運。南安省的雪并沒有我想象中大,不知是否因爲今年是暖冬,總之,曾經我最擔憂的氣候問題,忍忍也就過了,也找得到解決方案,不算真正生活之後困擾我的事情。

夏天看見西大的學妹在拍畢業照時,我還念叨青春真好,校園生活漸行漸遠。重返學校好像才是最重要最該寫的事,但是沒什麽想説的,太無聊了……打工,掙錢,真的一點心思都不想再放在學業上。難怪別人都説上了班之後不會再想上學的。尤其是本學期又讀了不少會議水文,甚至發現不少文章抄來抄去之後,天天痛駡學術界是大海洋。我向來還是有讀 PhD 的夢想,但屢屢看見學術界的產出如此無趣,屢屢勸退。

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新工作模式的體驗,可謂也是新的生活方式——我拿到了一份 TG 的 remote job。我過往還沒有正式工作過,沒在疫情高峰期經歷那一波全民 remote,所以遠程的形式對我尤爲新鮮。況且他們也只是暫時的 remote,之後又要重返辦公室,和一份正式的遠程工作有所差異。簽合同之後,我腦海瞬間想起了「數字遊民」四個字,天呐,以前以爲是天方夜譚,現在我不會有機會了吧?瀏覽了幾個提供數字遊民簽證的國家,薪資要求有點高,完全達不到,失望而歸。想必數字遊民真的會很適合我,不婚,一直在同一地方會坐不住,倘若以後有理想的崗位,也許真會開拓這條道路,此處也算是一個願望了。

某個頻道每年都會接力梁漱溟先生的晚年追問,2023年,這個世界會好嗎?我投給的選項是「不確定」。就是很中庸的態度,不樂觀,也不悲觀。總之,可見的挑戰就懸在前路,是勢必需要接招的,躺不了,也未必能卷。隨意一點,順勢而行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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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脫「白色」恐怖:大清零運動下的「潤」學實操

前段時間接受 Bloomberg 中國記者 Colum Murphy 的採訪後,其正式報導 China’s Tolerance for Xi’s Unyielding Covid Fight Is Cracking 昨日正式登載。

Colum Murphy 先生也在他的推上用我的話作爲了摘要:More Chinese are becoming critical of Xi Jinping’s Covid Zero. “It’s a stupid policy,” said Harold, who is now studying abroad in Canada. “He’s putting the country into reverse.”

藉此機會,詳細講講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我本來將於九月初赴加拿大讀 Master,在經歷了加拿大幾乎是世界最高難度的學簽洗禮後,本以爲萬事俱備,只需等著出發了。

不料天有不測風雲,8月25日,我所居住的街道 lockdown。要知道我之前憑著隨心飛全國到處遊走,三月份的時候行程卡帶了五顆星,都沒曾遭到封控,最後節骨眼,在哪都沒去的情況下,竟然翻車了。

我的城市陷入瘋狂,正從那時候開始。要知道,我一度認爲重慶的政策相對友好,無論是地鐵一直沒有查驗過健康碼,還是上述我身帶五星時都沒有被社區網格員刁難的經歷,都可以體現。Colum Murphy 之前還寫了另一篇報導 The Chinese Megacity Where Masks Are Rare and Clubs Are Packed,描述的正是重慶從前的溫和景象,我曾翻譯過此文

情況迅速惡化,佐證的是白色恐怖之下,沒有一塊地方能夠幸免,唯一的正途就是走出埃及。

Lockdown 第一天,我便開始和居委會唇槍舌戰。當你真正與他們打過交道,就知道他們是何等混亂。簡單來説,倉促封城,他們只知道執行上級命令,而對處理其他事務完全一頭霧水。當時居委會内圍了不少人,有送貨的,有要就醫的。尤其是居委會的一個普通辦事員,怕會擔責任,每一個問題都要去問不同上級,最後聯絡來聯絡去,總算達成了一個共識,要開證明,要有人能閉環接收,可以出去。然而她根本不知道證明模板該是怎樣,又糾結半天,總算一個孩子重病的媽媽成功申請出了封控區。我説我在錄音,小職員更是嚇得一愣。總而言之,防疫命令壓倒一切,匆匆執行命令,至於基層内部,面面相覷,無比混亂典型的政治運動的特徵,一如五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我整個下午一直耗在居委會,反正現在哪都去不成,最不缺的就是時間,慢慢陪玩。第一天下午,有個位數的人拿到了出去的證明,幾乎都是就醫的。放人的模式也逐漸開始變得清晰,只有就醫算特殊需求,并且要先勸導在轄區内的醫院就醫,如果那家小醫院不能處理,開具證明,可以出去。

只是我上學這個訴求,一直遭到拒絕。當時同市還有好幾個其他封控區,社交網路上有去外地上學開到證明的例子,并且人家明確規定了就醫、求學、喪葬三者為必要需求,我便拿著貼文去向社區書記對峙。對此,他始終只會搪塞一句話,各地政策不一。這句話有多荒謬,人人皆知。各地本就不應該「不一」,抑或是新中國聯邦成立了?那還真沒聽説呢。顯然國家衛健委所説的層層加碼就是指代的這種事,但大清零運動發展到今天的地方,各地就是事實上的獨立爲政。

最幽默的是這書記給我來了一句「看你也是知識分子,好好去學習一下我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屬實把我逗笑了。Covid 19 只是乙類傳染病而已,所有這些措施都是荒謬之舉。他說法治我都覺得有些好笑。

最後社區書記施展了緩兵之計,因爲我的機票還有一個多星期,並不是迫在眉睫,他説計劃就封控三天,三天之後解封我就照常走就是,沒解封再來找他。CCP 的計劃有什麽可信之處呢?上海可是從三天加碼到了兩個月吧?我深知三天解封沒有可能,但此時也據理力爭無望,打道回府。

回家之後我開始在各種官方渠道進行投訴,什麽市長信箱啦,衛健委九不準投訴啦,統統轟炸一遍,聊勝於無。市長信箱都是我到了加拿大好幾周才有了官方回復,我都懶得點進去看他們回復了啥,無非是一些套話,回復周期這麽慢還沒用,事實證明這都是完全沒有作用的擺設。

與此同時,我開始聯絡一些外國駐華記者和加拿大駐渝總領事館,期待洋大人們能起到一定的「施壓」作用,Bloomberg 記者就是那時候接觸到的。實際上沒什麽效果,他們也需要時間處理工作,并不能即時生效,再者 CCP 愈發流氓,洋大人這張牌也逐漸式微了。

三日後,封控繼續,是我早已料到的事,再去會一會社區書記。社區書記無奈,讓我詢問街道,街道又説這事他麽無權處理,讓我通過書記去聯絡一位負責卡口的主任。總之,典型的 CCP 式踢足球的,但凡誰有在中國待過,無人不曉。書記也非常諂媚,讓我快速幾句説完,不要浪費時間。喲,他有多大的官威?就是這位主任,給我印象極差,扯一些有的沒的,卡口的工作人員日夜沒休息十分辛苦,哪怕他有過一點邏輯學的訓練,都知道壓根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可惜他有的只是中共黨校的訓練罷,發言那味太重了。體諒?為一場人造災難?學校已經不接受以 Covid-19 爲由 defer,國際機票也不再接受以 Covid-19 爲由改簽退票,我若因此蒙受巨額損失,誰來承擔責任?然後我還在繼續就事論事時,他就直接挂斷電話,態度惡劣。於是我偷偷記下電話號碼,把手機還給了社區書記。社區書記如釋重負,說:「看吧,不是我要卡你吧。」他當下是真的鬆了一口氣,皮球成功踢走了,好似搞定了一個不省油的燈。

對不起啊,我真不是軟柿子。我可不能像曉波一樣泰然地説出「我沒有敵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可是你們共黨頭頭説的話。我白天已經記下了他的號碼,通過多個匿名境外號碼,向他發送結束封城的短訊,説實話,這是我最膽戰心驚的一環,畢竟風險最高,行爲正當性也沒那麽説得過去,比後文將會提到的闖澳門關更驚心動魄。

其他的對策仍然在考慮中,再後一天,我爸爸帶我去四處探路。我們這地方,周圍有山有水,肯定不可能每條小路都封得住,尤其是走山路,是肯定有辦法「偷渡」出去的,況且封城第一天就聽到傳聞有人游到了江對面,只是若偷渡肯定沒辦法帶行李了。我爸爸堅持認爲我這個小身板,走不了那種山路。不過,要是兩天内再不解封,偷渡將是最後辦法。無論如何,也比南美北上好走多了吧?

最後還是在臨走前三天解封了,之前所有的措施可以說都是無效的,靠的還是他們主動解封,只是明顯到了第七八天的時候,民怨很大,一些社區門口也發生了居民聚集的事件。一個普通的個體完全無法對抗全國性的政治運動,要説潤,文革時期也能有人潤出去,無論多麽艱難,三十六計,走爲上。

我趕快回了老家住三晚,為的是洗白行程。爲了避開中國海關的盤問,甚至是查手機的風險,我選擇從澳門出發。眼下還面臨著一個問題,我的街道因爲劃分了中風險區,已經上了澳門的防控名單,入境需要隔離七天。不過以我對那夥草台班子的瞭解,他們沒辦法定位到街道,行程卡「大數據」唬弄一下普通人罷了,我心中有數。除此之外,我提前好幾天就開啓了中國卡的飛行模式,為的就是營造七天了都是在老家的景象,至少將風險降到最低。

到澳門口岸時,我直接用通行證入境,自主申報時直接填寫的七天内都在老家所在的地址。看著那一行「瞞報將負刑責」的提示小字,不屑一顧,這次我瞞報定了,對抗無稽之法,對抗暴政,我的做法,是公民抗命啊。立法,一定要講究法理,倘若一條法律寫的是陳姓男子不得入境,根據常識你就能立馬反應出,立法的依據何在?這就是法理。法律,并不是立在那了,就畏畏縮縮一定得遵守,Civil disobedience 的原則,不可忽視。甚至前文我也説過,真要論法,covid-19 只是乙類傳染病,如此大張旗鼓的出臺限制措施才是真正的違法行爲。現行的防控依據,頂多幾份條例,幾份規定而已。

入境澳門時,還是出了點小插曲,大概是幾個風險城市會被自動識別過不了自助機,要走人工通道。於是海關看我是重慶來的,還進了一趟小黑屋。不過流程十分簡單,只是問了我具體哪來,有沒有去過重慶的中高風險區,我回答一直待在在老家那個地址,沒去過任何中高風險區,便放行了。

通行證進澳門,還有一個江湖傳説,是有國際機票的人會遭受阻攔。相傳,澳門機場每天會把購票信息同步給珠海警方。社交媒體上,也有很多人發文稱自己携機票入境被勸返了,並支招一定要進了澳門再買票,這個方法要穩妥不少。此時,兩道關閘之間,我的心還是萬分忐忑。所幸,江湖傳聞并沒有在我身上生效,閘門打開,入境成功。我懷疑,翻車的人可能是使用了國内平臺購票才泄漏的信息,而我是航司官網購票,安全性更高。要知道用護照購票,只有一個拼音而已,要是誰叫 Wei Li,説不定一天入境的同名有十幾個,真不一定能建立一對一的映射,除非珠海警方手上還有所有人的護照號碼,能夠與通行證號關聯起來。另外,從網上貼文分析,黑歷史似乎都是來自新航,台灣兩家航司都沒事。威權國家始終不可信任,你永遠可以相信台灣!

重返澳門,不説自由,至少進入法治區了,何況一切場景都再熟悉不過,身心舒暢許多。朋友立馬邀請我去他那兒住,這樣 popo 是不知道我當晚住哪的,可能以爲我在睡橋洞呢,很有道理,但願澳門已經部署的那幾個天眼也是草台裝置。既然重返粵語區了,就引述一句當地經典諺語——「走得快,好世界。」我頭天傍晚到,第二天中午就走,姑且猜測白鬼部門晚上是要下班的,popo 就算發現了應該也沒那麽快能采取行動。而且我預計只要進機場禁區了應該就足夠安全,第二天早點去機場吧,做足準備。走得快,好世界!

澳門機場,簡直是最絲滑的部分。我特意看過時間,從我下公車,到坐在候機室,竟然只花了16分鐘!彷佛回到昨日世界。所謂法治區,是不會無理禁止證件齊全的公民出境的。簡單走完 check in 程序,沒有任何盤問,完完全全地繞開了中國海關。

再漂洋過海,抵達桃園機場,當長榮機組播出台灣著名民謠《雨夜花》,以及再看見窗外熟悉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之時,我已知道,如今澈底擁抱自由世界,再也不必擔心受怕。我在 tg 頻道留下四個字——「逃出生天」。

自此之後,總覺事事如意,像是在溫哥華機場換大簽,沒有等上三四個小時,只花了十幾分鐘,連 eva 空姐都在驚訝爲什麽這麽快。大抵是,自由世界的氣氛,改變了人的心境,也就改變了運勢,或是生活的態度,正所謂相由心生。

一個月來,再也沒戴過口罩,沒有擾人的核酸,生活逐漸歸於正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的手機號上,時不時還能收到做核酸的短信,荒唐可笑。最近聽聞在内蒙的朋友被高壓手段封控,不由擔憂,身處今日中國,無人幸免。

自由世界,除罩相見。

一一一年國慶於安大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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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Fall 加碩申請紀實

關於中介

別找中介!!!

中介基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無非幫你寫一下文書,再遞交上去,簡簡單單幾個操作花掉好幾萬,可見 CP 值之低。且不論這還是遇到的正經中介,如果是遇到黑心中介,離奇操作層出不窮,損失只會更加慘重。

如果實在對文筆不太有信心,可以去找專門潤色文書的服務,費用相較全權交由中介把控亦會降低不少。

中介很大程度,是從信息差之中獲利。很多人覺得自己不瞭解,肯定找中介更省事。毋庸置疑,最準確的信息一定來自官網,真正自己上手搜過幾所學校,整個學校 program 開設的情況、DDL 以及最低要求等信息很快就能整理下來。中介頂多每年都在幫學生遞,確實稍微熟悉那麽一點點流程,實操起來其實他們的信息也沒有多全面,像我咨詢某校一個今年才新開設的 program 時,明顯能從表現中看出他們也并不瞭解。

至於為我什麽找中介,大概還是父母去簽約得太快,認爲委托一名中介可以事半功倍,是大多數想找中介的人持有的態度。總之我個人是滿後悔的,中介費不算一個小數目,省下來快能 cover 一年房租了……

中介最坑的一點,是對申請賬號的封閉管理。賬號都不在自己手上,哪能放得下心?尤其像安省所有學校共用一套 OUAC 申請系統,中介控制了 OUAC 賬號,等於阻斷了你自己再想 DIY 的念頭。我在申請過程中就遭遇了這個問題,尤其是 OUAC 說同一個人不要注冊兩個賬號,我也不敢再創新號貿然行事。最後據理力爭下,從中介手上拿到了所有申請相關賬戶的賬號密碼。

即使正經中介,也會或多或少忽悠你的。我唯一萬幸的是沒碰到網傳那種瘋狂 PUA 以及賺黑心錢的中介,但并不意思這沒被他們坑。在遞簽的時候,加拿大現在只支持網申,而網申只有 SDS 和普簽兩個通過,沒有疫前的高等教育通道。中介所謂走高等教育通道,只是把以往高等教育所需的材料上傳到普簽通道而已,我卻一度以爲自己的材料是在走高等教育通道,偶然才發現了事情的不對勁,所幸最後還是下簽了。

申請情況

我的背景有一個硬傷,雅思小分不夠,在加拿大這個極少碩士能語言班的國家,可以選擇的基本就那幾個。況且我申請得很晚,好幾份都是 DDL 前一天才交上去,錄取情況不容樂觀,我都一度以爲自己要吃全聚德了。

擇校方面呢,根據實際情況來就行。像我一樣準備留下的,結合自己的實際背景,稍稍考慮一下各省的移民政策就好,學校是哪所並不太重要。如果是花我自己的錢,我可能前一年就上 College 了,根本不會去付出 gap year 的成本,奈何父母反對 College,我不過是在某個角度的吃人嘴軟拿人手短下屈服了。這筆錢我是要還的,即使 gap 一年也能比自己參加工作更快出去,那就申一個 Master 吧。

關於排名方面的探討,我也已經在 A Struggling Gap Year 中下了幾條暴論了。

回歸現實,我的具體申請情況如下:

Uni NameProgram申請時間結果時間結果
University of ManitobaCS course-base1/163/1學校今年不開這個項目了……
給退了申請費……
離譜中的離譜
uOttawaECE course-base1/224/23Not Accepted
CONCORDIA ACS course-base1/185/5Not Accepted
CONCORDIA ECE course-base1/296/30調劑到 Quality Systems Engineering 專業

Conditional Offer
(寄成績單和學位證書)
University of GuelphMCTI2/214/26Conditional Offer
(寄成績單和學位證書)
Ryerson
(還沒改名呢當時)
Computer Networks3/7
(曼省坑爹結果所致,隨手補的)
5/19Not Accepted
DalhousieInternetworking2/274/6人滿 Waitlist
可轉入下一個 intake
2023更新簡單再補一下兩個二碩情況
MUN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10/1410/18Full AD
確實叫秒下 offer……
UBCOEE1/103/14Not Accepted

除上表外,剩下符合小分不夠也能申請的估計也就只剩一個溫莎雙錄了。

而且,我還想通過申請結果指出專盯院校排名的一個弊端,那就是罔顧專業是沒有意義的,近年來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名校水項目」,如今的名校們幾乎每年都會有一些新的奇奇怪怪的 programs 釋出。在我的申請結果中,最水的項目當屬 Dalhousie 的 Internetworking,結果也出得奇快,然後 Dalhousie 本身卻算我申請清單中排名數一數二的學校。只有名校情結,不考慮專業,是一個很大的誤區。

準備簽證

仍舊是因爲找了中介的原因,漏掉了不少簽證準備的細節,甚是懊悔。

加拿大學簽分爲以下四種渠道:普通渠道 Regular學習直入計劃 Student Direct Stream(SDS)高等教育計劃 Post-Secondary Program中小學項目 Primary & Secondary Program

其中高等教育計劃,是需要線下遞交的,然而目前由於全球大流行的影響,IRCC 只允許網絡遞交材料,網申通道中僅有普簽和 SDS,并無高等教育計劃,這個坑我在開頭也提到了。

中小學項目就不提了。另外三者的核心區別是,SDS 和高等教育計劃需要購買 GIC 以及預繳學費,作爲資產證明。而普簽直接提供銀行流水作爲資產證明,相傳資金要求更高。SDS 是唯一一種需要語言成績的渠道,雅思達到 6.5 (6) 才可以申請,所以我最後是走的普簽。

簽證材料具體清單詳見官網,比如魁北克省的學校就需要一份額外的學習證明,我并非去魁省,無從兼顧各種特殊情況,只能談談自己的經歷。

無犯罪證明是我最早去開具的材料。現在基本都可以線上開具,非常容易,直接獲得一份電子檔,打印之後拿去公證即可。但有些省市可能無法線上開具,我有朋友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必須去派出所當地辦理,最好核實情況。無犯罪證明有個坑在於,官網説是需要提交所有待過六個月以上國家的無犯罪證明,有澳門學生也是提交了澳門無犯罪證明的。這件事是我後來瀏覽論壇時才知道,中介當時對我并無提及,自己本身也沒看過官網。不過我最終是成功下簽了,如果有相同背景的申請者,可以斟酌一下這個問題。

緊接著下一件事就是體檢。體檢可以等待遞簽之後,IRCC 發來體檢通知,也可以預體檢,顯然預體檢更節省時間,我便在遞簽前就先去體檢了。體檢須在領館指定的體檢中心進行,通常來講都需要預約,請儘早做好準備。體檢的費用 1700 CNY,老實說有點貴,其他國家也在同一地點體檢,一比發現就加拿大最貴……另外,不同體檢中心之間有費用差異,據説廣州只要 1100 CNY。項目包含常規檢查、X光、血檢、尿檢。血檢無法當場得知結果,其他幾項都可以當場看到結果,做完所有項目就能走人。

資產證明很常規,比如凍結資金作爲存款證明,這種東西去銀行很快就能辦好,我以前辦其他國家的旅游簽都要開具過,就不展開細説了。由於我被騙提交了高等教育的材料,所以我也購買了 GIC 以及預繳學費。預繳學費也沒太多説的,講講 GIC:

GIC (Guaranteed Investment Certificate),擔保投資證明,簡單說就是先往加拿大匯一筆款,通常是 10000 CAD,以證明自己具備一定生活在加拿大的基本保障。這筆錢會打到一個以你為名字的加拿大帳戶之中,等待登陸之後激活,并且錢不是一次性給你,而會分批次,以我 CIBC 的 10000 CAD 爲例,是激活之後給 2003 CAD,之後每月再返 727 CAD。

許多銀行都有辦理 GIC 的業務,包括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這樣的中國國有銀行。但是他們在加拿大的網點少得可憐,登陸加拿大之後要去激活帳戶還挺麻煩的,并不推薦。我比較推薦 CIBC,網點多,速度快(我三天到賬,是整個申請流程中最順暢的一個環節,有些銀行甚至等上了一個月之久),手續費最低($150,大多銀行都是 $200),而且有朋友推薦獎勵(填入推薦碼,推薦人和受推薦人都會得到 $25 的返利)。另外 CIBC 還有一個便捷之處是網上就可以辦理,足不出戶,而中行之流還需要跑去大點支行的櫃檯,又徒增不少麻煩。具體 GIC 的購買流程可以看官網的 guidebook,不再纍述,著重講一個國際電匯的問題,有過國際電匯經驗者可以跳過。

國際電匯有 SHA,OUR,BEN 等不同的方式,區別在於不同方式承擔手續費的主體不同。SHA 即 shared,手續費由雙方共同承擔;BEN 即 beneficiary,由收款人承擔所有費用;OUR 則是由匯款人承擔所有費用。GIC 購買時會要求你使用 OUR 方式,以保證 $10000 能夠全款打到帳上,GIC 不允許多次轉入,必須一步到位。問題來了,很多手機銀行不支持 OUR 方式,只能 SHA,這算是網上很多人都碰到過的一個問題。如果想以 OUR 方式匯出,則必須到櫃檯操作。爲了省事,我仍舊在手機銀行上以 SHA 匯出,然後多轉了 $50,以確保扣除手續費之後餘額仍能大於 $10000。我最後到賬 $10029,有驚無險,手續費大概在 $20 左右,但是網上有以 SHA 方式多匯 $50 最終只有九千多到帳的案例,建議稍微多匯一點,多保險一分,錢最終都是會放進你的帳戶,又不怕被銀行私吞。再說一個我朋友的奇技淫巧,他買了 8000 USD 的 GIC,幾乎是非主流第一人,網上搜不到匯美元的案例,但中銀美元轉賬支持選擇 OUR 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最後,國際電匯手續費滿高的,一些銀行會推出優惠活動,比如中行跨境 Go 就有新人活動,送一張 500 CNY 的優惠券用於減免手續費,可以薅一薅。

重要的材料就是上述這些,其餘的都是各種複印件、照片等簡單的材料,自行準備即可。

遞簽及貼簽時間線:

6/7遞簽
6/9體檢顯示通過
6/10錄指紋
(需要前往一間最近的簽證中心,指紋十年有效,錄過指紋的不需要再錄)
8/5OPR
當天寄出護照,不過恰好周五下午了
8/8護照到達簽證中心
8/17護照到達 IRCC
(居然寄了一周多……不知道是沒更新進程還是什麽原因,但之後一天就審理完成了)
8/18IRCC 審理完成
8/19護照寄回
8/20收到貼簽完成的護照

IRCC 目前審理效率極低,官網給出的預計時間是加拿大國外 12 weeks,任何一個社交媒體上都是哀鴻遍野。我也等待了將近兩個月,一度擔憂要趕不上開學了,最後卡點下簽。

關於催簽,幾乎是沒什麽成效的:郵件全是模板回覆;webform 催簽據傳有效,但回覆極慢,通常需要一個月,等到有消息黃花菜都涼了;我甚至還發了三封傳真,抱著既然官網提供了這個聯絡方式就試試的想法,不過石沉大海;電話催簽據説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必須在加拿大境内才能撥通 IRCC 的號碼,我試過用 Google Voice,提示為空號。加拿大簽證沒有任何官方的加急通道,勿信中介忽悠。一些玄學方法 ,像是平行遞交第二份簽證,我也病急亂投醫試了一下,第二份簽證我是 8/1 遞交的,雖然四天後下簽,但我認爲兩者之間并無關聯,感覺就是差不多那時候該下了。後來大使館還打電話讓撤銷第二份簽證,那段時間有很多遞交兩份簽證的人都接到了這通電話,應該是大使館在集中處理兩份申請的問題,可以看出這算是一個明顯信號,證實平行遞交兩份簽證是沒用的,徒為 IRCC 增加工作量。

再有一些細枝末節的 tips,比如貼簽是否需要加錢購買短信通知,完全隨個人喜好。我沒有付錢他們竟然也在給我發短信,可見内部管理確實滿混亂的。加簽,有人兩天下,有人等了五六個月,本質真就玄學,毫無規律可循。

塵埃落定,亦祝大家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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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uggling Gap Year

去年年底我沒有寫年終總結,因爲那時還有諸多事項未處理好,忙得不可開交。今終得閒,姑且記錄一下去年中到今年中的 Gap Year 年終總結。

Contents

我該 gap 嗎?… 1

排解時間焦慮… 2

緣何 gap. 3

gap 前的一些臆想… 4

工作的桎梏… 5

吹得 gap year 天花亂墜的網友,説了點什麽… 6

1.旅遊… 6

2.志願者… 7

3.打工度假… 7

那麽我究竟做了些什麽… 8

1.第二外語… 8

2.健身… 9

3.閲讀… 9

4.練字… 10

5.提升學術背景… 11

6.翻譯… 11

7.調酒… 11

關於感情… 13

申請、簽證相關事宜… 14

我該 gap 嗎?

這絕對是一個年年必有人會問的年經問題。親身經歷了 Gap Year 之後,如果你在中國的社會規則中行事,我會給你的回答是:「不該。」哪怕你説你將要移民,你 gap 一年就是爲了準備「潤」,此時此身,你還在中國還是中國籍,這套社會規則都會强加於你,35嵗危機是中國社會的規則給你的,所以你會時間焦慮,Gap Year 無論如何都收益極低。一個容錯率極低的社會就是如此令人失望,所以當初聽到一位澳門朋友攻讀第二個本科的故事之後,至今讓我欽佩她有何等的魄力。

我透徹地領悟,人家拿的不是豬肝紅護照,才有這樣做的資本,即使有一個鮮活的例子已經立在身旁了,但它并不可複製。當然,闊少官二代不用考慮這些問題,他們早早地就把一年行程安排好了,「不要」的建議也只説給和我一樣的普通人。你在迷惘中,還毫無規劃又毫無退路之時,才會問出「我該 gap 嗎?」這個問題,問出的那一瞬間答案其實就明晰了——不該。或者説,gap 的原因是能分爲主動和被動的,和我一樣的被動 gap 實乃無奈之舉,而主動 gap 的人,早早就做好了規劃,他們的建議并沒有多大參考價值。

排解時間焦慮

我講「不該」時,似乎傳遞了某種焦慮,但當你真的面臨 gap 時,也不必太慌張,核心要義即是——走好你自己的路。

中國人會排斥 gap 的原因,就是來源一種落後別人的心態,你有一年沒在既定路線上,就等於浪費了一年、落後了別人一年。

這一年最讓我排解焦慮的一句話是:「人生沒有什麽進度,進度最快的已經進棺材了。」尤其是去年十一月時,一位叔父真的突然意外離世,然後又陸續聽到有好幾個上輩人罹患癌症的消息,似乎我的生命確實走入一個新階段了,以至於很多上輩人已經開始謝幕了。我好好審視了一次「人生」這個終極哲學話題,活著就有希望?

當然上述是一種極其消極的態度去看待時間焦慮。一年的作用,也許沒有想象中那麽大。母親在這一年内也退休了,即使是她的同期同事們,工齡也出現了1-3年的差異,我不太清楚具體原因。這1-3年的工齡,的確會導致幾百塊一千來塊的退休工資不同的現實影響,不過也僅此而已。對於一個退休的人,當他回顧前半生的生活,少上一年班多上一年班有那麽重要嗎?其實真的微不足道。

人生沒有既定路程,每個人的現狀都是不同的,專注於自己的道路就好了。不談上一輩人的事,環顧同齡人,背景業已截然不同。前室友小F,延畢;初中同學小Z,高中時曾復讀一年;高中同學小G,國防科大,當兵一年;朋友小M,醫學生,五年本科。上述同期四人,背景不盡相同,卻都法律意義上到今年才本科畢業,能説他們落後了嗎?顯然不能,每個人身處不同的規則之中。假如這一年延畢了?連假設都不願意去假設,這種情況是真正一年内毫無作爲,還浪費一筆 Continuing Fees。假如當年去復讀了?亦是我不可能考慮的情況,當初高考的確滑鐵盧,但打死都不想去復讀。一是風險太大,復讀一年并不等於提分;二是絕對不想在中國高三虛度一年光陰,如果我是其他國家的學生,也許會欣然接受,國籍一定程度上真的是 gap 問題的原罪,所以此文完全不適合中國人以外的人讀。國防科大當兵很正常,他們每個學生都這樣,而且以後要進入軍隊系統,醫生人人都五年本科,以後都在醫院圈子混,這兩個例子都屬於完全有一套獨立體系的情況,所以他們不必擔心任何「落後」的問題。沒辦法,我不投共,也不想學醫,這都是自己的選擇,是自己的路。

目前爲止都是接受本科教育的一類人,格局再放大點,看看各種其他同齡人。小學同學小C,專科生,早一年就畢業了,又去學了一些培訓課程,進入職場;初中同學小Y,沒讀高中,前兩年還在中山打工時叫我過去玩,現況不明;初中同學小L,沒讀高中,曾經初三打架被另一所學校開除來了我們班,使得重讀初一的他比我們大三嵗,高三那年就聽説他結婚了,現在看見QQ頭像已經抱娃,估計現今在那座小縣城裡過著和我父輩一樣的幸福小日子吧;某台灣友軍,服强制兵役;香港手足,暴動罪成,數年都將身陷囹圄。

繼續陳列別人的人生,沒有任何意義,你能去評價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的優劣嗎?沒人有這個資格。每個人至此都有天壤地別的差異了,可見人生絕無所謂的既定路程。不如養好身體,多活一年,那才是真正賺了一年, 只是要想通 gap year 也絕非虧了一年。再者,若你一帆風順,背景出衆,卷進大廠,996 幾年後猝死,值得嗎?時間焦慮從任何角度都是沒必要的。

緣何 gap

扯了這麽多,我爲何要 gap 呢?沒辦法,雅思成績不夠,21 Fall 加碩申請吃了全聚德,屬於自身能力有限的被動 gap,確實有些丟人。

一定要讀碩士嗎?當然不一定,同届生自然也有直接去參加工作的,至少拿著我一個無業游民眼中的高薪,好不快活。

一定要去加國嗎?當然不一定,我們這届所有申請加碩的人都吃全聚德了,不禁再次感嘆加國門檻真的世界一絕。只是他們後備方案去美國去英國的都有,獨留我一人死磕。

我死磕加國的目的很簡單,要留下來。所以一個人,一定要清楚自己想要什麽。

想要早點進入職場,不讀碩士也罷。近年來海内外碩士都擴招本身就是一個延緩就業的騙局,但還是架不住碩士數量井噴增長。身邊幾乎沒剩幾個不讀碩士的朋友,碩士多了確實也提高了進入企業的門檻,一種惡性循環的風氣在蔓延罷了。有實力搶到就業機會,不想搞學術,確實也沒必要去讀「研究生」,我姐交大本科畢業沒有深造,當時就在有衆多研究生競爭同一崗位的情況下仍然斬獲了某大廠 offer,在絕對的能力面前,學歷不值一提。

想要追求排名,當然還是澳洲香啊。有個背景一般(GPA不到3)的同學曾放話非美國不去,最後也拿到了一所 QS 700 多美校的 offer,最終還是發現新南威爾士更香,沒有兌現他的豪言。這種背景申加碩大概率也會吃全聚德,但在他的排名需求下,加碩這種門檻又高排名又低的項目,狗都不申,人家壓根就沒考慮過加拿大。貫徹了自己想要什麽,是一件好事。

我知道很多中國學生、中國家長,尤其看重排名。對於留在加拿大來説,排名真沒那麽重要,多大碩士和排名以外的碩士,加的分是一樣多。況且加拿大不是學歷社會,找工作更注重能力和經驗,也必非名校生就更好找工作。唯一能在教學上就體現出優勢的,大概只有 Co-op 了,本地人尤其鍾意帶 Co-op 的項目,有 Co-op 的 College 一向是熱門,當然實力足夠,申請帶 Co-op 的大學也是可以的。

加拿大排名普遍偏低,或者説,追求排名爲什麽要來加拿大?英澳門檻超低,有目共睹,我一向打趣的說,中介鼓吹什麽三本逆襲 Top 50 的案例,我不用點開都知道是澳洲。當然,他們也氣急敗壞地辯解,什麽嚴進寬出啦,拜托,澳洲小留們找人代課代作業代考人人皆知,有嚴出實力的人是你嗎?説實話,我確實對澳洲有一點點成見,我見過的留學回來一句英語都不會説的,全是澳洲小留,有些給了我極差的印象,讓我戾氣很重,爲此道歉。但我始終對靠自己能力學習的部分澳洲同學抱有敬意。你去打開 QS,看一眼大馬,再看一眼台灣,結論是大馬高等教育碾壓台灣。過於滑稽,大馬華人都是往台灣跑,沒見過反過來的,所謂用腳投票是也,一日排名上大馬繼續碾壓台灣,一日我是完全不信這個東西的。大學排名偏向於英語系國家,一些歐陸、日本名校排名不理想,也是共識。另外各個排名的算法都是公開的,根本談不上科學。它們不約而同用了一個「國際化」的指標,澳門某高校在國際化指標上直接拿了滿分(其實全是招的内地人),近幾年排名飛漲,我完全不懂此指標有什麽意義。這個東西本身誕生的時間并不長,不過20年,只是一門生意而已。

既然如此,排名真的一無是處嗎?當然不是。小留們要回國,上海有基於排名落戶的政策,英國最近也推出了 High Potential Individual Visa,吸引高潛力人才前往英國,依據的也是院校排名。所以,還是之前文章提到的老話,搞清楚你要的東西,你就是想回上海落戶,就是想拿英國 HPI Visa,那追求排名沒什麽問題。這是一門生意,故而有人消費,有人買單。

想要進體制,只爲夠着敲門磚的碩士要求,那隨便水一個也無妨。有個老哥就二戰考研,考上了某偏遠地區的二本碩士,他的目的就是有個碩士學位以便進體制。在我看來這就是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麽的人,堪稱吾輩楷模。

我已經説過,死磕加國,就是爲了留下而已。前幾年也許還有多個選擇,澳洲、NZ 都可以考慮,但它們近年紛紛都提高門檻,英語國家只剩加國一個窗口,故我一定要抓住它。否則,我也是有多條退路可走,比如去澳洲,但那於我而言毫無意義。爲了這個目標,gap 一年是我認爲值得的,所以我選擇了 gap。未來某日,當最終目標達成的話,自然證明此文一切都是對的。

gap 前的一些臆想

此段必須提一件事:中國的繼續教育、成人教育系統,完全等於零。這也算我抨擊中國不該 gap 的核心原因之一。

在本科畢業之前,我暢想過隨便學點什麽來度過這一年。澳門有一個「學士後」的教育層次,屬於介於學士和碩士之間的證書課程,大多一年,當時我就看中了它。我都已經對澳門管理學院的一項課程心動時,才發現很多學士後課程根本不招收内地生,澳大倒是有幾個可以招收内地生的學士後課程,一是太貴,二是不感興趣,無可奈何,收拾收拾行李,離開澳門。

中國人收入水平太低,是不該 gap 的另一核心原因,不然我可以去澳大的學士後課程修讀一年,甚至可以讀個英碩。我曾聽聞有人讀了三個英碩,典型的有錢人寫照,所以開頭我就寫明,有錢人你想怎麽玩就怎麽玩,不用考慮 gap year 造成的任何俗世顧忌。

悻悻而歸的我,對國内的繼續教育萌生了興趣,有沒有什麽在國内全職上一年課的方法?中國完全沒有對標學士後的課程,更沒有各種就課程描述而言看上去特別有意思的證書、文憑課程。中國的零容錯率社會,從繼續教育的體系就可以看出來端倪,繼續教育很多是爲了方便公民轉行而開設的,在中國,你就別想著轉行了。

中國的成人本科有自學考試、成人高考、網絡學歷教育、電大四種類型,看上去種類繁多,實際都沒什麽用處。最讓我覺得誇張的就是自考法學學位,2018年法考改革之後,非法學專業的學生不能再參加法考,我特意去核實自考法學學位是否有資格——答案是沒有!對於一個有意向轉法學的人來説,連參加法考的資格都沒有,這個法學學位有什麽用呢?看見了吧,中國的教育體系壓根沒打算讓你轉行。

2020年,中國重設了第二學士學位教育,似乎為想轉行的人帶來了一絲希望。但本質上,這也是為就業率下滑所施展的緩兵之計,一紙公文説得再好聽,也管不住一些企業已經白底黑字寫上了不要第二學士。「第一學歷」仍是中國的潛規則。況且第二學士學位需要兩年時間,并且只招收國内本科畢業生,這個想法也破滅了。

同理,也考慮過一些像是 Coursera 上的遠程學位,反正我不在乎是否能認證,只想獲得自我提升。但歸根結底放棄的原因都是太貴了,有錢那都不是事。值得一提,我竟然發現了美國一些機構提供免費學位課程,像是 University of the People,并且是要拿各種材料走正常申請流程的,修讀時間也要一到二年,後者成了我沒有嘗試它們的原因。算咯,回歸現實,別光想著學這學那了,打工吧。

工作的桎梏

工作與否,是我糾結最深的問題。老實説,基友真是坑了我一把。

他本來就是打工戰士,每逢假期都在打工,平日也有日常實習,於是他以很懂職場的身份對我説了這樣一番話:校招已經過了,正職不好找,況且你説一年後要去上學的話,沒人要你的,你只能瞞著這事,如果合同的不止一年可能還有違約風險。就算做了,以後下家背調,問你這一段經歷爲啥只有一年,也不太好聽。實習的話,確實好找一些,但你不是在校生了,法律意義上是不能實習的。

老實説,回頭看這段話,九成内容都沒毛病,事實如此。我便因爲聽信了這段話,直接提前打了退堂鼓,壓根沒考慮過找工作。後來我才知道,違約金根本不是事,能找到工作還是工作一年就靠譜,大多 gap 一年的同學都是這樣做的。對家境不寬裕的家庭來説,gap year 的唯一選擇只有打工,能掙點錢怎樣都是好的,不然像我完全是啃老,連我媽都知道了讀碩本質是新型啃老。

不過名義上,我還是在做事,總不能真的虛度光陰吧。我托一個本地某 985 的朋友,聯繫上了他的導師,擔任科研助理一職。只是教授自己名下的,不是大學正式招聘那種,説白了,沒錢。當時想的還是有助於申請那一套,在這畢竟有項目有論文有推薦信,也算收益嘛。畢竟中國人都把什麽付費實習、付費科研項目、付費推薦信搞成產業鏈了,我這兒正大光明。

私下名下受限也滿多的,衆所周知瘟疫期間中國大學幾乎都封校了,不能像以往隨意進出。教授本說徵得了系裡同意,爲我錄入系統,後來可能是懶得處理我一個外人的事,只讓我用他的校卡進出。再後來疫情嚴重,我又無法進入校園,只得 remote 做項目。最終做了幾個月不了了之,僅僅為簡歷加了幾行不知道有沒有用的字,不算是特別成功的經驗。

紈絝子弟總不能一直當下去吧,於是開始考慮有沒有 part time 工作可以做,高中時我的理想職業就是網吧網管,圓夢一把也挺不錯,我還滿想試試做點兼職工作的。只是前幾個月一直在用脫產學雅思當作怠惰的理由,雅思沒出分,心裡總是懸吊吊的,有一種會兩頭不討好的擔憂。可惜由奢入儉難,雅思出分以後,我依舊沒有去找份工做,一直在遊山玩水,屬實墮落。

Offer 收得有點晚,有了 Offer 之後,我嘗試去找實習,因爲某些公司承認拿 Offer 狀態學生的在校生身份,當然也有很多公司不承認,總之投簡歷試試吧。此時暑期實習已經太晚了,日常實習時間又太短,有家公司認爲我 Qualified 已經準備簽約時卻在確認我可實習時間之後就把我拒了。

實習碰壁之後,視野再次轉回 part time,靈機一動,乾脆教人英語好了,教育才是最賺錢的行業,我一直想進軍教育界。果不其然,廣告一打出,很多人來咨詢,有位學生家長自己開了 300/2h 的價格,我都不曾預想到會如此高,有些震撼。要知道澳門家教市場行情都沒這麽高,況且學簽做還非法。一個内卷社會,家長太捨得為孩子教育花錢了,教育永遠是投資風口,哪怕中國政策不穩定。要知道這幾乎是 30 CAD 的時薪,去加拿大打普通雜工都沒辦法拿這麽多。在瞭解了加拿大薪資水平之後,我甚至還動搖了一下子,比想象中低得多。不如美國是板上釘釘的事,甚至不如我曾經待過一個暑假的澳洲,真的略有些失望。但我看完一篇寫移居加拿大工資減半的香港夫婦的故事之後,重拾了初心,畢竟也不是爲了高薪酬才移民的。國内實習生更不用説了,廉價勞動力,純粹爲了混個經驗,根本別想賺錢。算了,實習不做也罷,最後一段時間靠家教賺點生活費也不錯。

另外,一點小插曲,我還找了一份 Remote 雜活,不是騙人的那種,各類繁瑣的資格考核都搞了兩三個月。薪酬就十來塊每小時,和樓下奶茶店打點 part time 雜工水平相當。

現在想來,我還是為沒找一份全職工作而後悔,聽説在加拿大找工作非常看重經驗,二來有一年海外經驗,在移民打分表上雖然不是什麽嶄露頭角的殺手鐧,總歸是能加上些分。爲了彌補經驗不足的缺憾,我也開始刷 Leetcode 了,此前也發過幾篇做題筆記,一切都是爲了未來能順利找到工作而鋪墊。中國人的身份,就是得步步爲營,人生如下棋,沒有奢談自由 gap 的資本。

吹得 gap year 天花亂墜的網友,説了點什麽

再重申一次,我的態度是能不 gap 還是別 gap,但網上也有很多把 gap year 生活鼓吹得繽紛多彩的帖子,上面都寫了些什麽?背後有什麽問題呢?

1.旅遊

呃,我就是旅遊狂熱者,LBS 遊戲玩家,幾天不出門都心癢癢。但我只問一個問題,錢呢?如果家底足夠殷實,我也想旅遊一整年,完全不反對。

只簡簡單單抛出「旅遊」二字,沒有一丁點現實意義。

不過既然我是不出門會死星人,也免不了在這一年中瘋狂出行,一個契機就是各大航空公司紛紛為刺激消費所推出的「隨心飛」產品——產品有效期内,可以無限次乘坐該航司的航班,當然還有一些提前預約、不可積分等細枝末節的小規則。我一個無業遊民,沒有錢能自費實現隨心飛,正好有時間,而且沒有單位、社區會管我,隨心飛簡直就是爲我量身定制的啊。

綜合航線、有效期、價格幾個因素之後,我最後購買了某家航空公司的隨心飛。截至今天小用隨心飛飛了三十來次,加上隨心飛前自己還自費去了幾個地方,今年也算是走遍全國了,航旅縱橫的數據顯示今年超越了 99.98% 的用戶。

往期的頂尖隨心飛用戶都能薅到上百次,要是沒被父母指責天天出去太浪了,三四月份航班幾乎每趟都取消,以及後期瘋漲的燃油附加費讓我覺得不再划算,估計我也能做到吧。

旅遊,本身我不反駁,量力而行。絕大多數普通人,做不到專用 gap year 來旅遊,甚至對我這種隨心飛用戶已經深感不可思議了,我是幸運的。

2.志願者

志願者,本身也是好的。至少我人還在澳門時,也隸屬於某個社工團體,我是願意去做這件事的。

不過網上説的那些諸如國際義工的計劃,説白了就是另類一點的旅行團罷了,順帶一點社交性質。比如什麽斯里蘭卡的保護海龜項目,中學就有同學去過,不過是玩幾天而已。當然,這些項目確實有一個名副其實的名字,「義工旅行」,正如我所説,旅行才是這些旅遊團的重點。何況網上都是舊文了,這兩年根本無法以參加義工活動爲由出境。

境内類似的活動,前任還給我發過幾個稱想去,其中一個印象中好像是長江源頭監測的項目,已經記不清細節。總之要到高原的某個監測站去住上兩三個月,前任也是看太多理想很豐滿的文章,說不想實習,對這種項目充滿神往。老實說,她只是想去玩罷了,長江源頭聽起來似乎是一個縹緲的仙境,最能騙小女生。在那樣一個物資匱乏的地方,真待上兩三個月,絕對會膩。我倒是許諾她父母同意的話我就跟著去,但她爸向來是天天查崗控制欲極强的類型,事實證明,普通父母不會輕易同意女兒去參加這類項目。

想玩和真的想當志願者,一定要區分開,後者比想象中枯燥得多。至於想玩的部分,與上一節旅遊,并無二致。

3.打工度假

打工度假,大餅畫的非常香,我都一度想要去嘗試一下。

這是旅游和 part time 的結合版,旅游的同時,也 cover 掉了開支,理論上確實可行。

但我試著四處查了一下,打工度假在國内不算特別成熟,一點都不好找。我也沒去過,不好多做太多評價。

有什麽發現嗎?

從此處,即可瞥見端倪了。義工旅行也好,打工度假也罷,都是海外發明的新奇事物,管中國人啥事?最早將相關内容帶入中文世界的人,估計只是在翻譯某篇 What should I do in gap year 的英文文章吧?引入 gap year 這個概念本身的同時,也把這些新鮮的玩物順手捎了進來。

這些都是發達國家,高容錯率的社會,有錢有閒的國民們,研究出的玩法,中國沒有滋生它的土壤,至今也沒有成熟的體系。也許現狀會在幾十年後改善吧,但我們已經錯過了,現在的你,最好別 gap。

那麽我究竟做了些什麽

其實前文已經為 gap year 在西方世界出現的原因抛磚引玉了,gap year 在西方語境中,就是利用如此大段的空閒時間,去做你想做的,以後可能不太容易做的任何事情。

那麽除了前文的備考、打工、旅行,我還做了些什麽事呢?

1.第二外語

首先是日語:

19年12月能力考出分日,許多當興趣自學的朋友紛紛出分,刺激到了我,原來天天刷「年年歲歲學日語,歲歲年年五十音」meme 的小丑竟是我自己,於是從那時起就確定未來要超越五十音水平。實際上也并沒有多系統地去學習,無非就是在 Duolingo 上每日打下卡而已,但包括 gap 的這一整年在内,竟然真的堅持了下來,到現在 Streak 已經有五百多天了。中途無可避免還是漏掉了幾天,有時是忘了,有時是過十二點了還在外面浪,五百多天的 Streak 是用補打卡的道具維持的,但漏掉的天數絕不超過十天。

那麽 Duolingo 到底有沒有用呢?作用必然還是有一丟丟的。畢竟是堅持五百多天的學習,不可能說完全沒用,只是 Duolingo 的知識密度比起系統學習天壤地別,五百多天下來只夠做 N4 的題。

7月能力考報名的時候,猶豫要不要試下 N3,那段時間想到可能要備考,準備了紅藍寶書,又單獨拿滬江詞場堅持背了一個多月單詞。奈何當時還沒收 offer,心懸吊吊的沒法分心,而且日專的朋友一直向我傳遞 N3 毫無用處這個觀念,最終還是沒報名。從功利的角度來説,我并沒有能夠客觀證明我當前日語水平的憑證,只能在此隨便説上兩句罷了。

其次是法語:

法語完全是出於一個極其功利的角度出發開始學的,因爲它也許能幫助我未來在移民池子中脫穎而出。有朋友下定決心要學,推波助瀾之下,我也開始了法語學習,不過也沒什麽特別的學習方案,只是刷刷 Duolingo 玩而已罷了。心底對法語為移民加分一事并沒有太大寄望,畢竟真正能加到分,法語至少要B2的程度,吊兒郎當地學習根本沒有可能達成。總歸是將學法語視爲一項安慰劑吧,況且本科時我曾修讀了一門法語I的課程,并非完全零基礎的背景。

2.健身

我是標準的體育廢人,從未考慮過有關「健身」二字的一丁點内容,凡是會出汗的行爲,一律避免。

不知道心血來潮抑或是覺得身體確實有些差了,我竟然決定向 Routine 中增加健身這一環,目標就是練腹肌吧。過程很簡單,下載了一款排名靠前的練腹肌的 Workout App,每天跟著做,爲此我還特地買了一張健身墊。根據 App 預設的初級、中級、高級模式,循序漸進,每一級都花一個月完成。就這樣三個月堅持了下來,然後發現一點效果都沒有!Literally 一點沒有,頓感十分沮喪,健身很難出效果誠不我欺,三個月算是有那麽長了,卻毫無效果,絲毫提供不了正反饋,健身計劃就此流產,後期沒再做過。

3.閲讀

趁擁有大段可支配的時間,這一年好好看了不少書,也算是彌補了前幾年幾乎沒怎麽看書的荒廢時光。作爲一名倉鼠囤積症患者,買書也喜歡喜加一,書架上 Kindle 裡過往都屯了不少書,然而一大半都沒看過。所以全年的閲讀計劃沒有去刻意買新書,首要任務是把曾經堆積的書消化掉。

其中有一部分輕小説這類的閒書,也有不少嚴肅作品,以下就是部分我有做筆記的書籍:

4.練字

本想以「書法」爲題,轉念一想練字就夠了。想練字其實也可以視爲為閲讀的衍生品,書架上本就有兩本字帖,以前用過的臨摹紙也還剩下厚厚一曡。自己并非完全沒有練字的經驗,目前的字跡呢至少可以稱得上「清晰」二字吧,但要配得上書法藝術的程度遠遠不夠,稍微比比爛,至少比九成同齡人和更年輕的人狗爬般的字好太多了。屢屢看到後者的字我都有一種無力感——尤其那些方塊字還是簡體字。

然而沒練多久,就步入了玩物喪志的圈套,開始琢磨起該買一隻哪個品牌哪個型號的鋼筆比較好。當時恰好打趣地跟朋友聊到,沒有什麽興趣愛好不花錢。我以爲寫字就是最經濟實惠的愛好了,粗略瞭解了鋼筆的價格之後,算了,我收回這句話……買了一隻百樂的入門筆,以供消遣。

練字老實説也沒堅持太久,也就兩個月左右,以記憶正體字字型爲主要目的。我從高中時就沒使用簡體字了,但是每當遇見筆尖落在紙面上的情景時,很多正體字寫不出來,氣氛非常尷尬,決心趁此機會解決問題。兩個月内將常用的將近一千個正體字來來回回寫了六七遍,現在提筆寫字,也基本可以保證不出差錯,這就是最大的成果。

後期買了顔體的典範《多寶塔碑》,想通過臨古帖提升美感,臨了兩三遍覺得并不太適合硬筆,選帖也得怪自己人云亦云了,此後練字一事也就逐漸荒廢。

5.提升學術背景

在鑽研移民政策之後萌生了讀 PhD 的想法,以前覺得讀博太花時間了而且前景也並不明朗,一直在猶豫。但自己確實是一個比較喜歡高校環境的人,有意向擔任高校教職,對工業界有那麽一點點排斥。PhD 也不是說讀就能讀,在有導師願意收你之後,你才有資格問自己到底要不要 PhD,否則你根本沒得選。所以我預計到時候聯絡一些教授試試,有教授表示感興趣再繼續考慮 PhD 的事,不然也只有進工業界一條路可走,沒有掙扎的餘地。瀏覽 PhD 申請要求的時候,恍然大悟「水碩」究竟是何意。授課碩那都是水碩啊,甭管是英澳兩個重災區,還是自詡門檻很高的加拿大;也甭管修讀年限,英國一年,澳洲一年半,加拿大兩年,都一樣,都只是 course-base。畢竟很多 PhD 明言不收 course-base 的碩士,只要 research-base。看看中文語境也不得不承認,不搞學術,哪好意思叫自己「研究生」?

無奈自己現在的學術背景太差了,估計申請 PhD 可能性不大,除了工作章節中提到了擔任 Research Assistant,也想了想其他方法來提升背景。其中一件就是聯絡了本科導師,在修改畢設的内容上完成了一篇論文,成功投稿了某中規中矩水平的國際會議。太水的期刊或者會議,像橙色軟體上就有一堆給版面費就能上的,反而對自己是弊大於利,投了不如不投。總之論文這件事完成了零的突破,算得上踏入學術界的敲門磚吧?

6.翻譯

與翻譯工作結有不解之緣的一年。

先是 TG 之前有過一次公開招募,我投了一個 Translator 的崗位,本以爲不會再有後文了,竟然在好幾個月後收到了通知,做了三次筆試。筆試後就真的石沉大海,不了了之。

今年四月份網海拾遺時,偶然遇見了一本書,是林語堂三個女兒所合著的,名爲 Dawn Over Chungking 。不知怎的,竟一股腦將全書翻譯了一遍。心路歷程可見這篇《翻譯嘗試暨譯者序》,便不在此處纍述。

翻譯完成之後,更是萌發了想要將其出版的念頭,還咨詢了某個出版社業者朋友,結論大概是不太現實。於是將其上架到了 Amazon,歡迎支持。

完成譯作之後,時不時就會想著去翻譯一些看到的自認有價值的文章,例如今年六四的時候,我就翻譯了一篇報導重慶當年示威情況的《來自重慶的示威聲浪》Voices from the Protest Movement, Chongqing, Sichuan)。

再多提一嘴吧,工作章節中提到的 Remote 工作,也試標了一個翻譯項目,暫時還沒後續。

7.調酒

調酒算得上是此中成果比較顯著的。

此前有一位學弟在宿舍調酒給我喝,讓我認識到了家庭調酒的可能性,於是買了一套相同的家庭調酒工具套裝,以及一套便利店調酒小樣。

直調基本沒什麽可講的,Shake 的話自己多搖幾次就好。最難的操作我覺得是 Stir,爲了達成標準手法練習了好幾天。

下面是已經嘗試過的部分酒譜:

這款 App 名叫 Mixel,是一個主營調酒内容的 YouTube 頻道 OOC 的推薦,兩者也都推薦給想要嘗試調酒的讀者,質量都挺不錯。

説在此段最後:

我拼命地陳列上面的條條框框,無非是想證明自己真的有做過點什麽,本質仍是一種焦慮的體現。焦慮可以被排解,但無法被根除,所以再回到文初我給的那個建議,不想輕易去嘗試 gap。

關於感情

感情方面,終於不用像往年一樣簡單許個願就跳過了。這一年感情并非零,有可以記下的内容,只是滿負面的。

這一年,我經歷了一段極其失敗的關係。

我想若隱若現中那不適的感覺,大概是自己竟然將寧缺毋濫這麽基本的原則給丟掉了,并且仍然不懂得何爲及時止損。類似一種精神潔癖的後置,每每想到,無一不頭皮發麻。

《與女利主義的共處》一文中,我已經提到過一些她的經典語錄了。我視此人為感情騙子,也就是說,我的心態和一個受騙者的心態,并無二致。同理,此番心態也打消了我和平看待這段關係的所有可能性,我的煩言碎語,從不是什麽放沒放下的陳腔濫調,而是爲了「維權」的執念。

我也因為這段關係完全 PTSD 了,所謂創傷後應激障礙。數年内我都不想再進入下一段關係,如今我完全不知道一段關係究竟能爲我帶來什麽,我對親密關係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需求,本就不婚主義我的,現在大概上升到恐婚,甚至是恐女的。這不是 PTSD 是什麽呢?

你能找到一個教科書式的渣女樣本。談過無數任,沒什麽空窗期;視男人為提款機;私下和其他追她的男人出去看電影或有其他越界行爲,她覺得沒問題就是沒問題,問就是你管太多,限制當代女性自由;包括但不限於 body shaming 在内的各種 PUA 行爲……一旦與她的利益相關,就不再是當代女性了,彩禮陋習馬上搬上臺面。長期忍受 PUA,很難不留下陰影吧,我已經是極力秉持理性在去分析到底發生過哪些事情了。況且你以爲她條件很好嗎?此人幾乎沒有能力高過我的方面,某些方面甚至我只能稱之爲常識匱乏,用一個新潮的詞來描述,典型的普信女。

這段關係一開始的閃光點,是我以爲她是個反賊,結果沒想到支得如此澈底,大翻船。許多支性,都是刻在骨子裡的思想鋼印,不是喊一句「光復香港」就可根除的。而我竟然還以此作爲擇偶標準,除了腦子進水,不知道還能作何解釋。端傳媒之前有一期廣場,討論的話題很有意思——不同政見的人能做情侶嗎?我的回答是,可以,除了小粉紅。小粉紅是常識匱乏的一批人,壓根不懂何爲「不同」政見,只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二元觀。我曾就對一位香港朋友聊起過,我跟她也叫政見不同,我算大中華膠,她可能偏本土派,但是我們交流甚歡。能夠溝通是一切的前提,政見相同與否只是一個小前提罷了。所以,我以後決定改變觀念,不再完全以反賊作爲社交前提,尤其是我意外發現一位以前鮮有接觸的目前身居加拿大的學姐在 FB 上轉了一則陳秋實的 post,恍然大悟,「沉默的大多數」也許是真的存在的。嵗靜是可以嘗試接觸的,也許還有機會啓蒙他們,完全避開小粉紅就好,這樣一來,社交圈子其實大了很多。

再講個完全相反的例子,一個朋友,她優秀到無可挑剔,高中信競大佬,我高中時 nginx 配不對是找她幫忙的;Top 2 醫學生;業餘愛好畫畫,畫得比好多科班生強;三個月就能過日語 N2;甚至在遊戲品味極佳的同時也能打得很好,我推黑魂3全靠她帶,這是很好的例子,優秀的人真的可以做到方方面面都優秀,打破玩物喪志的濫調。老實説,我一直視其為理想型。然而,她偏粉紅,許多年前我倆還對線過,基於這個原因,我就澈底放棄了對她的想法。大概也正是有她這麽一個標杆,我此前才會定下一定要找反賊當對象的信條,即使其他方方面面都完全是理想型,終究只是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

爲何男人圍著普信女轉?而鮮有人去追後者呢?屬實是一個奇怪的現象。男人平均水準太差罷,看見優秀的女孩子只得望而卻步。

現在想想,過於 naive,似乎每次在感情方面無論經歷了什麽,最終結論總是這次又 naive 了。因此,我已完完全全審美疲勞。PTSD 加上審美疲勞,我極長一段時間都不會再踏入親密關係。我太難理解快餐愛情消費者追求的究竟是什麽?好在,我看起來並不缺那些東西,那就索性直接不消費了。

關於感情,大概就這些吧,沉重的教訓,倒也不妨使自己更靠近真理。

申請、簽證相關事宜

本文至此,分享生活爲主,已有萬字,亦完成年終總結之目的。限於篇幅,上述二者就暫時不談了。它們都是尤其重要的部分,也許還會寫很長,況且簽證的 timeline 目前還不能算澈底明朗,之後有機會,完全可以開一篇新文再詳細分享。

新文:《22 Fall 加碩申請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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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譯作

罕見口罩、夜店爆滿的中國超大城市

原文來自 Bloomberg News

July 28, 2022 at 5:00 AM GMT+8Updated on July


  • 罕見口罩、夜店爆滿、旅遊業蓬勃發展。
  • 零星的 Covid 病例出現之後,封城的威脅籠罩著整個城市。

習近平主席的「清零」戰略因其嚴峻的封鎖措施而在國際上臭名昭著。但是在西南部的大城市重慶,很難找到中國標誌性的大流行政策擾亂日常生活的跡象。

本週,遊客們在一個古老的山寨前自拍,而數百名聚會者擠在一家 gay 吧裡,幾乎看不到一個口罩。與北京不同,網約車用戶無需掃描接觸者追踪應用程式,即可跳上滴滴公司的車輛,以逃避該市 40 攝氏度(104 華氏度)的熱浪。國內旅行者湧入這座城市,大多數人不需要在抵達時進行隔離。

自2021年2月以來,重慶只記錄了 165 起 Covid 病例,在所有省級行政區中排名第四低——這個面積為瑞士兩倍的製造業中心在行政上視爲一座直轄市,和北京、上海、天津相同。根據 Bloomberg 的封鎖追踪,自 2020 年初以來,儘管北京和上海仍處於高度戒備狀態,而且截至週一,兩市範圍內有超過 2800 萬人生活在限制之下,但這座城市自 2020 年初以來還沒有出現過大規模封鎖。

因此,遊客繼續湧向重慶,沉浸在其閃亮的天際線、辛辣的火鍋和二戰期間作為中國首都的歷史中。這個城市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在中國各地,許多城市一切如常,因為執政的共產黨採取的邊境管制、大規模核酸檢測和封鎖阻止了病毒的跨國傳播——這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國家週三僅報告了521個本地病例。

重慶清零

這種相對正常的狀態使習近平能夠在世界其他國家繼續前進的時候推進他的「清零」戰略,即使是在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治年度——他正在尋求打破先例的第三個任期。官方的新華社週三報導說,習近平本週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告訴高級幹部,中國在協調經濟發展和應對大流行方面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像今年早些時候在上海發生的抗議活動,雖然因其公開反對而引人注目,但仍然是罕見的。

紐約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延忠(音)說:「只要大多數人仍然過著正常的生活,不受大流行的影響,就可以證明新冠病毒清零政策的延續是合理的。」

Friday night at a night club in Chongqing. Photographer: Colum Murphy/Bloomberg

黃補充說,這種免受清零這條最嚴苛原則影響的庇護所可能會在一夜之間因病例數量的突然激增而被打破。他說,在那種情況下,官員們將採取在上海看到的「高壓清零措施」。

中國推動消除 Covid,甚至使國內旅行也變得繁瑣,不同的省市製定了自己的政策,往往規定了一連串需要滿足的測試和隔離要求。由於 Covid 管制拖累了更廣範圍的經濟,中國整體經濟增長的預測已經下降到 4%。

相比之下,重慶是一個「小天堂」,當地居民、位於中央商務區的意大利餐廳 Suliven 的主廚 Nicola Sangiovanni 說,該餐廳夏季一半以上的客源是依靠外地人,「當遊客來到這裡時,新冠疫情的限制不會對來到這裡的遊客產生強烈影響」,並指出最近幾週遊客人數有所增加。

前往重慶的旅行者必須下載該市的健康碼應用程序,並出示48小時內進行的 Covid 檢測陰性結果。從中風險或高風險地區的城市入境的人應該在抵達後三天內進行兩次 PCR 測試——這是一個相當容易的要求,因為全市都有測試亭。只有那些直接從高風險地區來的人需要進行隔離。

一位重慶高官說,這個城市的吸引力很簡單,「人們來重慶是因為他們可以來。」這名男子說,在談到政治問題時,他只要求用自己的姓氏「何」來表示。他補充道:「重慶的做法更加親民。」

A QR code for Covid-19 contact tracing at a tourist site.Photographer: Colum Murphy/Bloomberg

重慶萊佛士醫院於 2019 年初開業,是該市第一家私立國際醫院,其總經理 Kelen Leong 表示,她注意到入境規定有所放寬。

「這次回重慶,他們輕鬆多了,」她說,本月早些時候從上海回來時,一些檢查點甚至沒有要求她掃描健康碼,這與幾個月前他們進入雲南昆明時的情況不同。

據官方的新華社報導,上週,重慶舉辦了中國西部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西洽會),來自38個國家和地區的組織參加了這次洽談會,簽訂了2400億元人民幣(355億美元)的交易訂單。 「也許這一次他們覺得必須放寬規定,才能讓人們進來。」Leong 說。

近幾個月來,由於沒有採取封鎖措施,重慶避免了其同行遭遇的經濟困境。第二季度當地經濟同比增長2.9%,相比之下,天津增長0.7%,北京和上海下降。

更強勁的增長

在重慶一個熱鬧的後街社區,午餐時間的食客們沉浸在全國最新的美食熱潮中:拇指生煎包,一碗小的煎餃,上面放著一種口味的冷凍飲料。

如果 Covid 的情況發生變化,品嚐中國創新飲食的機會可能戛然而止。最近幾週,重慶在遊客眾多的市中心地區至少記錄了兩起病例。過去一周,該市郊區幾乎每天都有零星的感染記錄。

China’s latest food craze: zhimu shengjian bao, a bowl of small, fried dumplings, resting atop a flavored ice drink.  Source: Bloomberg

與此同時,以其充滿活力的創業環境和熱鬧的夜生活而聞名的鄰近城市成都,因過去一周發現100多起病例後,目前正實施廣泛的限制措施。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Chong Ja Ian 說,直到今年早些時候,上海還在「正常和可接受」的條件下運作——而且其政府也對零星病例採取了更自由和有針對性的措施。但是,傳染性更強的 Omicron 變種使上海進入了長達數月的封城狀態,並開展了大規模的常態化核酸檢測,城市仍在努力恢復面貌。

儘管這種威脅揮之不去,但在重慶,一種逞能的氣氛卻佔了上風。藝術策展人王遠凌(音)將此歸因於城市居民的樂觀情緒。

「當這座城市在二戰期間遭到轟炸時,重慶人能夠從防空洞裡出來,繼續他們的生活,」他說。

「這就是這座城市的精神,」他補充說。 「我們已經適應並找到了方法來應對新冠病毒。」

—— 由 Colum Murphy, Jing Li, James Mayger, Hayley Wong, Krystal Chia, and Rachel Chang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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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學 All

密碼學(2): Modern Block Ciphers

Block Ciphers 可以譯作分組加密或者分塊加密。

常用 Block Ciphers 相提并論的加密方式是 Stream Ciphers,可譯作串流加密法。兩者都是替換式密碼(Substitution ciphers),都應用了可逆映射(reversible mapping):

Stream Ciphers

串流加密法是一種對稱密鑰密碼,其中明文數字與偽隨機密碼數字流(密鑰流)相結合。在實踐中,一個數字通常是一個 bit,與異或 (XOR)組合操作,把明文訊息逐個 bit 轉換成密文。

典型的 Stream Ciphers 是自動加密的 Vigenère 密碼和 Vernam 密碼。

較有名的 Stream Ciphers 是 RC4。

RC4

RSA DSI 擁有的專有密碼,由 Ron Rivest 設計,簡單但有效。密鑰大小可變,是一種面向字節的串流加密法。在 SSL/TLS、無線 WEP 中廣泛使用。密鑰形成所有 8-bit 的隨機排列,使用該排列來打亂輸入信息,一次處理一個字節。

RC4 Key Schedule:

  • 以數字數組 S 開頭:0..255
  • 使用鍵來完全地打亂
  • S 形成密碼的內部狀態
  • 給定一個長度為 keylen 個字節的密鑰 K:
for i= 0 to 255 do
   S(i) = i
   T(i) = K(imod keylen)
   j = 0
for i= 0 to 255 do 
   j = (j + S(i) + T(i)) mod 256 
   swap (S(i), S(j))

RC4 加解密:

  • 加密繼續打亂數組值。
  • 已打亂的每對的總和選取 stream key 值。
  • 與要加密/解密的下一個消息字節進行異或(XOR)運算:
i= j = 0 
for each message byte Mi
   i= (i+ 1) mod 256
   j = (j + S(i)) mod 256
   swap(S(i), S(j)) //keep shuffling 
   S()t = (S(i) + S(j)) mod 256
   Ci= Mi⊕S(t)

RC4 的安全性:

  • 聲稱對已知攻擊安全(有一些分析,沒有實踐)。
  • 結果是非常非線性的。
  • 由於 RC4 是一種串流加密法,絕不能重複使用密鑰。
  • 對 WEP 有疑慮,但這部分由密鑰處理而不是 RC4 本身。

Block Ciphers

明文區塊被視為一個整體,用於生成等長(64 / 128 位)的密文區塊。

密鑰長度/區塊大小/輪數可變。

混合運算符,數據。

費斯妥密碼(Feistel cipher) 是一種用於構造 Block Ciphers 的對稱結構,以 Horst Feistel 命名。

Feistel 提出我們可以利用乘積密碼的概念來逼近理想的分組密碼,即依次執行兩個或多個簡單密碼。

替代:每個明文元素或元素組唯一地被相應的密文元素或元素組替換。

排列:明文元素的序列被該序列的不同排列替換。 也就是說,序列中沒有元素被添加、刪除或替換,而是元素在序列中出現的順序發生了變化。

Feistel 加解密:

數據加密標準 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DES):

一種用於加密數字數據的對稱密鑰算法,於 1970 年代初在 IBM 開發。儘管其 56 bits 的短密鑰長度使其對應用程序來說太不安全,它對密碼學的進步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Key size – 56 bits; Block size – 64 bits

DES 算法:

DES 加密:

Electronic Codebook (ECB):

消息被分成獨立的區塊,這些區塊被加密。每個區塊都是一個被替換的值,就像一個密碼本,因此得名。每個區塊都獨立於所有其他區塊。

Ci = De (Pi, K1)

ECB 的優劣:

  • 重複的消息可以反映在密文中。
  • 如果與消息區塊對齊,特別是與圖形等數據或變化很小的消息對齊,這將造成密碼書分析問題。
  • 加密消息區塊是獨立的,這是一個弱點。
  • 因此只有真正發送幾個數據區塊時很有用。

Cipher Block Chaining (CBC):

消息被分成多個區塊,但它們在加密操作中是聯繫在一起的。密碼區塊與明文鏈接,因此得名。

使用已知的初始向量 (IV) 開始流程:

  • Ci= En (Pi⊕Ci-1, K1)
  • C0= IV

CBC 的優劣:

  • 每個密文區塊依賴於它之前的所有消息區塊。
  • 最常見的使用模式,消息的更改會影響密文區塊以及原始區塊。
  • 爲了開始流程,需要一個初始值 (IV),發送方和接收方都必須知道它,IV 必須是一個固定值,或者它可以在消息的其餘部分之前以 ECB 模式加密發送。
  • 在消息的最後,必須處理一個可能出現的最後一個短區塊:用 pad 填充最後一個區塊(通常帶有填充大小的計數),Eg. [b1 b2 b3 0 0 0 0 5] ➔3 data bytes and 5 bytes pad+count

Cipher Feedback (CFB):

消息被視為添加到分組密碼輸出的比特流,結果是下一階段的反饋(因此得名)。標准允許反饋任意數量的 bit(1、8 或 64 或其他),表示為 CFB-1、CFB-8、CFB-64 等。

在實踐中,利用所有 64 位是最有效的,稱之為 CFB-64:

  • Ci= Pi⊕Sig(En(Pi, K1))
  • C0= IV

CFB 的優劣:

  • 當數據固有地以位/字節到達時適用。
  • 最常見的流模式。
  • 分組密碼在兩端都用於加密模式。
  • 錯誤在發生之後仍傳播了幾個區塊。

Output Feedback (OFB):

消息被視為比特流,分組密碼的輸出被添加到消息中, 然後反饋(因此得名)輸出,因此反饋與消息無關。

可以提前計算:

  • Ci= Pi⊕Oi
  • Oi= Si( En(Oi-1, K1))
  • O0= IV

OFB 的優劣:

  • 用於錯誤反饋有問題的地方。
  • 沒有錯誤傳播,或者在消息可用之前必須進行加密。
  • 與 CFB 類似,但反饋來自分組密碼的輸出,並且與消息無關。
  • 永遠不要重複使用相同的序列(key + IV),發送者和接收者必須保持同步,並且需要一些恢復方法來確保這種情況發生。
  • 雖然最初在標準中指定了 m-bit 的反饋,但隨後的研究表明,應該只使用 64 位 OFB,這是最有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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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譯作

來自重慶的示威聲浪

譯者前言:在近年的普及下,很欣慰許多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六四時學運已經席捲全國各個主要城市,清場亦是全國性的命令,不單單只是北京的事,即使北京絕對是漩渦中心,但也不可因此忽視掉其他地方。過去幾年中,我陸續看見有人講述了上海、成都等地清場時的悲劇。重慶的歷史似乎鮮少有人提起過,不過老實説在時任市委書記的袒護下,重慶的結局確實還算全國不錯的。我找到了 Voices from the Protest Movement, Chongqing, Sichuan 這篇記錄重慶示威情況的文章,於六四33年之際翻譯並分享出來,以示世人勿忘歷史,原文刊於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0 年 7 月號,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的 Anita Chan 和 Jonathan Unger。


重慶是中國内陸的大城市之一,舊稱 Chungking 。這座城市在海外最廣爲人知的一點是二戰期間國民黨曾將此定爲戰時首都。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毛澤東發動的將軍事設施向内陸省份轉移的「三線建設」運動下,重慶成爲一座生產軍事設備的主要中心。今天這兒的產業更加多樣化,集中了全國30%的摩托車和汽車製造業。[1]

與北京的民主示威和西安、長沙、成都的暴力衝突相比,1989年春天在重慶的動蕩溫和許多。儘管如此,過去五年來在民眾中積累的挫敗感在此與其他地方一樣爆發為大規模抗議。在接下來的幾頁中,我們將重點關注這些挫折,並展示它們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不同之處。 我們還將看到,相互誤解和不信任如何破壞重慶不同階層抗議者之間的合作。

我們不在現場,但我們採訪了兩位來自重慶的前民運人士, 他們來自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從不同的角度講述了這場運動。 他們從未見過面,但在北京大屠殺後,他們各自躲過追捕逃到了香港,我們在 1989 年 11 月和 12 月期間分別對他們進行了採訪。他們最近都獲得了西方國家的難民身份, 離開香港到國外生活。

第一位受訪者姓王,32嵗,在被迫逃離之前,他是重慶 19 所高等教育機構之一的初級教員。雖然他很年輕,沒有參加過1966-68 年的文化大革命,但他在那個時候年齡夠足以令他記住了當時的派系暴力。1989 年春,當他成為大學抗議運動的顧問和領導者時,他對紅衛兵的酸楚記憶使他對學生施加了適度的影響。他對其中一些學生主張極端紅衛兵式行動(下文討論)的描述應該提醒我們注意學生運動中的暗流,這些暗流有時會危及抗議活動的和平性質。

第二位受訪者姓侯,來自一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和職業背景。在飛往香港之前,他是一名私人企業家,一個「個體戶」。個體戶這個詞,字面意思是「個人私有家庭」,在漢語中具有特別複雜的内涵。該術語包括自僱修理工、出售早餐煎餅或走私進口服裝的街頭小販,以及自己擁有出租車的出租車司機,但也包括工廠主和利用其關係腐敗地賤買貴賣的投機交易者。20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最初的城市個體戶出現在社會主義階級制度的邊緣:那些沒有能力在國家部門獲得穩定工作的人,當國門打開時,他們開始為自己的生活而奮鬥,作為脫離失業者行列的一種手段。因此,個體戶一詞帶有兩種相反的含義,它既讓人聯想到與英語「企業家」(entrepreneur)一詞相似的主動性和足智多謀,又帶有遭人反感的含義,即指代那些在社會上被懷疑用非生產性和不总是追求高价的手段來賺錢的人。知識分子和學生往往對個體戶不屑一顧,指責他們哄抬物價,如果他們做得很成功,則會被視為暴發戶而加以憎恨。[2]

直到 1989 年 6 月,侯先生都是典型的成功個體戶。他在一個貧困的工人階級家庭長大,家中六個孩子都不能吃飽穿暖,他的人生理想一直是賺大錢。高中畢業後,他成為了重慶一家大型軍工廠的工人,但他覺得那裡的所有主動權都被成批的官僚扼殺了。當鄧小平推行的經濟改革政策帶給他「做自己的事」的機會時,他湊了300元借來的錢,開了一家私人餐館。每天工作 12 小時,他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並利用收入繼續從事更有利的工作。到 1989 年,29 歲的他擁有兩家塑料廠,僱傭了幾十名來自農村的散工,以人民幣計算,他是百萬富翁。

我們會從這兩個人的兩種視角,輔以《重慶日報》的文獻資料,來關注重慶的民主運動。 從這三個不同位置,我們將試圖區分學生、侯先生等私營企業家和工人在抗議運動中的不滿和作用。

遠方的轟鳴

與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樣,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後,重慶的大學生是第一批集體行動的群體。 不過,起初他們的活動僅限於校園圍牆内,《重慶日報》完全沒有報導。 儘管如此,讀者還是有可能從當地報紙上感受到一場全國性的危機即將來臨。據官方新聞報導,在中國其他地方,北京新華門外、西安和湖南省省會長沙剛剛爆發了對抗和騷亂。[3]對胡耀邦在北京的葬禮的報導,其坦率的態度和生動的細節讓人聯想到1957年百花運動期間的報導。[4]善於閱讀報紙文章字裡行間的人可以看出,對於一個被廢黜的領導人來說,在一份城市報紙上出現這樣不同尋常的待遇,只能説明連該報社的黨支部也處於一種反叛的情緒中。[5]

儘管如此,在最初的幾周里,當地報紙也試圖阻止重慶的任何傳染性劇變。文章暗中指出,城市的治安可能處於崩潰的邊緣,嚴重威脅社會和政治穩定。去年,重慶被指控犯有嚴重刑事罪行的人數猛增了45.2%;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人數猛增了62.8%;被處決的人數,增加了 50%。 這對人們的警告很明顯——任何抗議行動都會為進一步的犯罪和動盪打開大門。[6] 所有政府支持的「群眾組織」的領導都被召集,聽取市政當局關於如果事態失控就會回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混亂局面的世界末日般的設想。[7]

個體戶登上舞臺

五月初,學生們確實湧上了重慶街頭,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在兩個小個體戶的鼓動下發生的,這兩個人不太可能在學生面前發揮催化作用。據參與了這些活動的侯先生說,這兩個個體戶其中一個是21歲的理髮師,另一個是為一個私營企業家當跑腿女郎的青年。為了增加收入,這兩個年輕的個體戶經常帶著塞滿四川香煙的行李到北京去,因為首都的香煙比中國內地要貴很多,這種小買賣帶他們在四月來到了北京。他們在那裡看到的學生示威活動對他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他們回到重慶時,看到重慶學生溫順地順從當局,「只是在校園裡轉悠」,他們感到非常失望。兩位年輕的個體戶是侯先生的熟人,他們去找侯先生商量該怎麼做。當天晚上,他們決定去重慶大學發表公開演講,以喚醒學生。但他們意識到,如果他們以個體戶的身份去,學生們會反駁和嘲笑他們。因此,他們萌生了冒充北京師範大學學生的想法,以使他們具有來自中國中心的使者的可信度。他們聯繫了重慶大學的學生,包括侯先生在內的六位個體戶於5月4日前往該大學,幫助煽動學生。

2000多名渴望了解最新進展的學生齊聚一堂,聆聽這兩名「北京學生」動情地講述首都的學生運動以及官員的暴利和腐敗,當地電視台對這次集會進行了錄像。在聽眾中,王先生回憶說:「許多人相信他們,包括我自己。他們講得很好,很有說服力。」他們成功地喚起了學生上街遊行的熱情。據王先生說,在學生遊行隊伍興奮地回到校園後,這兩位發言者被選為五人領導委員會的成員。當天晚上,他們睡在學生宿舍,并於5月5日凌晨被公安人員逮捕。[8]兩名年輕的個體戶,熊長平(音)和段泉(音),兩天后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當地媒體立即對本案進行了大力宣傳。 王先生回憶說,這件事讓學生們感到非常尷尬。 媒體嘲笑他們: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竟任由兩個冒牌貨操縱自己。 王先生觀察到,當學生們意識到這兩個「學生」是最糟糕的「個體戶」時,「他們覺得被騙了,不想再站起來示威了」。 另一方面,侯先生對他的兩個朋友被捕和他們的刑期公示深受影響。 在電視上他看到了他們的「反革命」演說和他們在拘留所的所謂「懺悔」的電影片段,他們的臉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不過,侯先生可以肯定,他只能在他們的臉上看到憤怒的反抗。 隨後,其中一位去監獄探望他們的母親告訴他,儘管遭受酷刑,他們實際上還是拒絕認罪。

重慶抗議運動的第一階段只是凸顯了學生和知識分子與這些自僱人士和小資本家之間的鴻溝。中國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往往覺得,像過去幾個世紀的文人一樣,他們是任何道德正義事業的正當領袖。從王先生回憶的語氣中可以看出,讓卑微的個體戶偷走這個衣缽,對他們的自尊心造成了雙重打擊。

就個體戶,即侯先生和他的朋友們而言,對學生懷有復雜的自卑感和優越感。一方面,他們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他們緊緊抓住學生運動,響應其口號,部分原因是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太低,無法得到尊重。他們冒著風險擔任學生事業的領導,部分原因是他們覺得有必要證明,儘管他們的地位和聲譽很低,他們是正直地關心國家事務的。正如侯先生對我們說的:「當然,作爲個體戶,我們覺得我們也應該加入這種正義的運動。」

如果按照侯先生的說法,一些個體戶同時也覺得他們比學生和其他社會群體更優越。最重要的是他們有錢。他們的收入可能是普通工薪階層的兩倍、三倍或許多倍,而且他們為自己通過自己的聰明才智賺到的錢感到自豪。在運動期間,他們慷慨解囊。侯先生主動向他的個體戶朋友和熟人募集捐款。此外,在北京發生六四屠殺的第二天,他就捐錢給學生買了一台複印機,以加快新聞在重慶的傳播速度。在北京,作為另一個例子,高調的「飛虎 」摩托車隊作為新聞信使在城市中飛馳,許多人帶著無線頁面呼叫器,在抗議活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個體戶是現金和物質支持的重要來源——食品、通信設備、車輛等。他們的熱情和慷慨讓很多人感到驚訝,並為他們塑造了一個新的形象。正如一位曾是北京 「飛虎」車隊成員的個體戶後來在一份香港雜誌上寫的那樣:

每當個體戶經過其中一個學生的捐款點時,他們都會停下來捐錢——從十塊、幾十塊到一千甚至幾萬塊錢,以表明我們個體戶發自內心的真誠。 所有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絕食的學生,都淚流滿面地向我們「飛虎」車隊打招呼:「北京的個體戶萬歲!」自從個體戶這個詞出現以來,我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難以想像的口號,「個體戶萬歲!」[9]

他們對學生的支持不一定是故意算計的,但很明顯,像侯這樣的個體戶希望用他們新賺來的錢來購買社會尊重、聲望和地位。 他們希望受到「人民」的歡迎。

在重慶,由於運動初期兩名年輕的個體戶被抓捕和曝光,他們未能獲得與北京的個體戶同等程度的認可和接受。 重慶當局利用這一事件,採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 即便如此,侯先生和他的同事們仍在繼續活動。

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個體戶有他們自己的不滿,但這些不滿很容易被包含在廣泛的學生運動口號中,如 「民主」、「反對腐敗」、「打倒官僚主義」、「反對暴政」。在激烈的情緒中,共同的敵人提供了團結的力量,即使一些口號的內容,如果仔細看的話,可能會導致學生和個體戶站在對立面。畢竟,當學生和其他人抱怨腐敗時,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想到了個體戶。

然而,民眾在這方面對個體戶的反感並不完全正確。侯先生最大的抱怨是經營企業的不安全感,原因是沉重的稅收和各種各樣的「捐款」、「特別稅」以及對各種政府機構的官員的賄賂。對於一個個體戶來說,區分哪些是進入公共財政的,哪些是進入私人腰包的,哪些是進入中央政府的,哪些是進入地方政府的,此事並不容易。侯先生憤憤不平地列舉了除常規營業稅之外的非正常徵稅:

殘疾人基金會(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是該基金會的主席)再次來要求「捐款」。 你必須「捐款」,根本無法拒絕。「捐款」的金額取決於您的業務規模。 如果你不給,他們會讓你穿「小鞋」(給你帶來各種不便)。 因為我的生意很大,我每次都要「捐」上千元,一年好幾次。 除了鄧樸方的機關,還有很多人圍了過來。 甚至有人告訴我,我最好為亞運村的建設捐款。 我們感到我們的生活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除了這種徵收外,全國每年由個體戶支付的常規營業稅已達到約200億元。[10]該稅款預先確定為企業規模的百分比,而不是按利潤的百分比。即使該企業當年是虧損的,也必須繳納。因此,侯先生說,一個個體戶必然要學會如何逃避一些稅收負擔,以免他被迫停業。他發現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採取腐敗行為。

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個體戶,你必須建立起你的關係。我們必須結識公安機關的人,這對我們的業務是必要的。公安局的人工資很低,所以他們喜歡和有錢的個體戶交朋友。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相互幫助。我們宴請他們,給他們買煙,招待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朋友——酒肉朋友。

與公安人員和腐敗官員的交往,為個體戶帶來了通過逃稅和不道德的商業行為賺錢的形象。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正是想通過參與民主運動來擺脫這種形象。他們希望被看作是誠實的,正直的。我們可以從與侯先生的長時間談話中得知,他和他的同事們真誠地希望他們可以在一個以功績為基礎的社會中運作,而不是一個以腐敗的特殊關係為基礎的社會。他們自己畢竟不是官員的親屬,他們是腐敗的給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他們不得不與貪婪的官員分享自己的收入,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令人沮喪的。在1989年的抗議運動中,一部分新的有錢階層對舊的權力精英進行了反叛。

學生們走上街頭

正如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樣,重慶的大學生站在了民主運動的中心。從5月中旬開始,他們是組織最嚴密、最持久的,儘管不一定是最激進的。

5月4日之後,重慶的學生活動由於發現他們被這兩個個體戶誤導而幾乎崩潰。北京學生絕食的消息傳到各省後,人們的情緒才再次高漲起來。 5月17日,重慶爆發了規模最大的學生遊行,有一萬名學生參加,媒體在頭版進行了 「客觀 」的報導,包括一張突出顯示一些挑釁性橫幅口號的照片。[11]隨著國家首都的民主抗議活動愈演愈烈,重慶當地媒體的民主派開始表示同情。第二天,即5月18日,媒體對事件的報導更加大膽,更加詳細。 18日,2000多名學生在市政府前靜坐,其中82人開始絕食。與北京的學生一樣,他們要求與當地官員進行對話。據媒體報導,這些學生得到了 「該市居民的熱情支持」。到現在,一些當地的新聞人員甚至自己也加入了抗議活動。

市政府方面則不遺餘力地避免發生衝突。據當地媒體報導,交通警察幫助緩解了交通擁堵;治安警察與一家餐館達成安排,為遊行隊伍設立了飲料供應點;警察幫助暈倒的學生上了救護車;在漫長的熱天結束時,市交通局調動了167輛公共車輛和500名工作人員,將一萬多名學生送回各個校園。 [12]繼李鵬和趙紫陽在18日清晨看望絕食的學生後,重慶市委書記肖秧也來了。他冒著大雨,於19日凌晨2點看望了絕食的重慶學生,敦促他們注意身體,結束絕食,並承諾將打開對話的渠道。

這是北京宣布戒嚴前幾天重慶發生的事情的官方版本。王和侯所敘述的相同事件,在某些地方與官方的說法不同。官方版本試圖將這場運動描述為主要是 「學生」運動,它是有秩序的,沒有小規模的衝突。實際上,學生運動現在已經成為一場群眾運動,儘管遊行和集會普遍具有非暴力性質,但還是發生了幾次與警察的對抗。 18日,聚集在市政府外的人群砸碎了市政府的招牌,這一反抗行為具有充分的象徵意義,王和侯分別以激動的語氣向我們講述了這一事件。第二天,就像精神上的大壩被打破了一樣,一群學生和其他人一起衝進了市政府。但由於擔心當局會以此為藉口放開軍隊,而當時顯而易見軍隊正部署在城市的關鍵地點,所以人群沒有接管大樓。相反,他們開始佔領大門外的走廊。同一天晚上,警察抓住了十幾個高舉新工人團體旗幟的工人,把他們拖進市政府,徹底毒打了一頓,並在第二天將他們釋放。

按照承諾,市委確實在5月20日派了一個市級官員代表團與學生和其他抗議者進行了對話。但根據王先生的說法,抗議者本身過於混亂,無法進行適當的對話。他們沒有製定一個共同的綱領,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訴求清單。每個參與的學校和工作單位都只是派出了七八個代表,這些代表都是在草率的情況下,幾乎隨機挑選的。在指定的日子裡,包括王先生在內的兩百多名代表湧入市政府,而包括侯先生在內的一萬多人則在外面等候。

對話中提出的問題和觀點五花八門,完全不協調。學生們提出的要求包括:市政府責令電報局取消重慶示威者向北京學生發出聲援信息的禁令;重慶市政府應該發出自己的聲援電報;市委書記應該像趙紫陽那樣,而不是像李鵬那樣。王先生代表大學提出的一個問題可以看出學生訴求有多分散。前年,他所在的大學的學生為一個 「綠色」問題舉行了抗議:隔壁的一家工廠向校園噴灑有毒氣體。在爭端過程中,重慶市委書記肖秧親自來到大學,安撫學生。在他的講話中,他發表了一個聲明,大意是在重慶不存在官方的暴利行為。當時沒有人敢於挑戰他,現在,王先生想知道肖秧是否會繼續堅持他一年前的聲明。他還花了很多時間來要求澄清一起與建豪華酒店有關的著名涉嫌貪污案件。

廉潔從政是王先生和學生們的正義訴求,而職工代表的訴求則涉及工作保障、薪酬和福利待遇。 幾個小時漫無邊際的「對話」結束後,代表們再次從市政府湧了出來。 市委沒有給出具體的承諾, 一無所獲,沒有人滿意,抗議活動將繼續進行。

運動的曲折、學生的訴求,以及地方當局處理抗議者的策略,都與北京的運動一脈相承。抗議者和地方當局都向北京尋求方向。北京學生絕食,重慶學生也絕食。趙紫陽看望學生時,重慶市委書記也來了。北京學生取消了絕食,重慶學生也取消了。重慶的口號和小調基本上是從北京複製過來的。重慶學生甚至工人抗議的理由都是「支持北京學生」,為北京示威者籌集了金錢和物資。很多重慶的學生都渴望去北京擴大天安門廣場的隊伍。 1000 人自告奮勇,最終 170 人在火車站被興奮的人群送行。北京是麥加,天安門是卡巴清真寺。從隱喻的意義上說,地方運動並不是為自己而存在的。它為北京的運動而生。

然而,在這個「支持北京學生」的總口號下,地方性問題和特定社會階層的不滿情緒確實被提出來。王先生指出了幾起令大學生們激動抱怨的問題。在通過殘酷的競爭成功進入大學後,學生們發現自己不幸被束縛在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僵化系統中,他們被當作機器中的無名齒輪,興趣和抱負都被完全忽視。此外,王先生說,學生們發現自己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即使是那些領取政府津貼的人,在高通脹的情況下也難以維持生計。在1989年春天,僅食物一項的價格就高達70元人民幣,大約是半個月的平均工資,遠遠超過了學生的津貼額度。王先生報告說,他自己的學生發現他們是父母的一個主要經濟負擔。

學生面臨的另一個主要問題是畢業後的就業問題。事實證明,讓畢業生自己在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的新政策並不受大多數學生歡迎。許多人發現他們的處境比以前更加不利。至少在以前的制度下,畢業生自動從大學直接分配到職位,即使不是他們想要的工作,他們也能得到一份工作。現在,隨著近期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的趨緊,一些人在城市就業中遇到了困難,尤其是女畢業生和來自農村的學生。從新制度中受益最多的畢業生是那些父母有權有勢或有良好關係的畢業生。一個旨在獎勵學術成就和技能的新制度,旨在取代一個容易受到特殊官僚關係影響的製度,但它本身很快就陷入了特殊主義的泥潭。學生們開始抱怨新系統比舊系統更不公平。 (在鎮壓抗議運動大約半年後,中國政府開始轉向以前的工作分配製度。)

然而,所有這些與學生生活直接相關的挫折感並沒有在運動中浮現。學生們把它們昇華為更崇高的目標,即反對腐敗和支持北京學生運動。通過這樣做,他們為重慶的其他團體加入他們提供了基礎。

學生的策略僅限於對黨的領導進行非暴力抗議,這為他們的運動提供了一種普遍的道德優越感。但據王先生說,堅持這一策略需要他自己和學生的其他導師付出一些努力。如前所述,一些學生傾向於重演紅衛兵運動。他們想以一種積極破壞性的方式發洩他們的挫敗感和憤怒。因此,校園裡出現了海報,呼籲將校長「拖出」並遊行以供公眾嘲笑。有人建議佔領廣播電台。在另一所重慶的大學,一群來自鄧小平家鄉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廣安聯誼會」,登上了前往廣安的火車。他們想挖掘鄧的祖墳,象徵性地將鄧小平逐出家鄉。但當他們到達鄧的祖村時,那裡已經有兩支軍隊重兵把守。學生們被捕了,據王先生所知,截至 1989 年秋天還沒有被釋放。

這些事件正中當局下懷,如前所述,他們在四月下旬已經採取了恐嚇策略,發出過可怕的警告,說抗議活動預示著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和暴力的回歸。[13]這樣的警告很容易讓所有曾經是紅衛兵暴力目標的官員和精英知識分子感到不寒而栗。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概念被一分為二,變成了狂熱分子羞辱和毆打像他們一樣的人的景象。意識到不適當的激進行為會使這一代老人團結起來,恐懼地反對示威者,王先生和其他教師試圖說服學生遵守更溫和的策略。王先生親自撕掉了那些鼓吹過度激進行動的學生海報,認為 「我們不應該偏離我們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主要目標」。

當局對幽靈般的紅衛兵的擔心也許並不是那麽不切實際。在過去的幾年裡,相當多的青少年和年輕人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重新產生了興趣。王先生回憶說,1988年,重慶的舞廳開始播放毛主義的聖歌《東方紅》。大約在同一時間,許多學生開始對閱讀毛澤東的著作表現出興趣。由於鄧小平和黨已經下令否定文化大革命,學生們故意去尋找文化大革命沒有那麼糟糕的證據。他們緊緊抓住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唆使被壓迫者起來與特權階層和權貴鬥爭的這一點,認為自己屬於腐敗的官僚體系中的被壓迫者,因此,儘管紅衛兵運動有過激行為,但他們認為這是一場正義的運動。在過去的幾年裡,收集文革時期毛澤東徽章的熱潮席捲了中國,這種徽章是紅衛兵曾經虔誠地收集的類型。王先生的一個朋友,一個曾與方勵志(一個最不可能被毛崇拜俘虜的人)一起學習的研究生,曾懇求王先生在重慶為他尋找這種毛澤東徽章。 1989年,許多這樣的徽章再次出現在抗議者的T恤衫和長褲上。[14]

親毛的熱潮中還有一個明顯的戰略因素。只要國家當局沒有否定毛澤東,毛澤東主義的旗幟就可以作為一面紅旗安全地揮舞,以攻擊鄧小平在1980年代的粉紅色旗幟。這顯然是約瑟夫·埃舍里克(Joseph Esherick)的論文中引用的當時非常流行的口號的效果,大意是:「毛澤東的兒子去了(死在)戰場上…… 鄧小平的兒子向所有人要錢」。毛澤東的語錄,如「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或毛澤東的評論,「鄧小平個子不高,但他的野心不小」,都可以揮灑自如地發揮作用。

工人的角色

生產工人大多以個人身份參加運動,很少作為工人隊伍走上街頭,高舉著標明自己工作單位的旗幟。那麼,他們在運動中是否發揮了任何重要作用?對這個問題有幾個答案。官方媒體故意淡化了他們的參與程度。當需要提及工人或其他非學術階層的重慶居民時,他們總是被描述為挑釁者,不知何故混入和平示威的學生中。除了兩名個體戶之外,在4月、5月和6月,《重慶日報》還報導了一些其他的逮捕事件。 5月4日,3人(1名農民,2名失業青年);5月20日,9人(據稱都曾使用過暴力;9人中有2人是前科犯);6月5日,5人因掀翻車輛被捕(據稱都是郊區縣的農民,其中幾人有犯罪記錄);6月10日,2名女工因試圖煽動抗議,要求釋放6月5日被捕的5人(據稱其中一人因從自己的工廠偷走布料已經受到紀律監督)。[15]在同一時期,據說沒有一個學生、知識分子或白領被逮捕,這一事實向重慶人民傳達了一個重要信息:當局可以容忍學生運動,但不能容忍群眾運動,任何生活在社會邊緣的人試圖利用示威活動煽動動亂的行為都會被無情地粉碎。當局似乎還試圖將任何公開表達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視為非法行爲。

就抗議者自己而言,學生和知識分子對 「低層 」社會階層加入他們的抗議運動感到很矛盾。一方面,他們對工人沒有完全支持他們感到遺憾;另一方面,特別是在運動的早期階段,他們試圖讓工人和其他人保持距離,無論是隱喻還是字面意思。他們最關心的是樹立不受物質需求影響的無私理想主義形象,並通過開展嚴格的和平和溫和的運動來贏得當局的信任,他們在遊行和集會中把自己與圍觀者甚至是支持者隔離開來。 [16]但隨著抗議活動的增加,他們開始感受到民眾支持的熱潮,而且越來越明顯的是,成千上萬元的財政支持對他們的事業至關重要,他們開始考慮擴大基礎的好處。學生們開始在工廠里遊說,以尋求支持。

學生們最初的態度正中當局下懷,當局的噩夢是社會各階層的團結式戰線。當學生們試圖阻止其他人混入他們的遊行隊伍時,警察協助他們形成了一道人肉封鎖線。同時,工廠和其他工作單位也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警告工人和職員不要上街。胡蘿蔔和大棒同樣被揮舞著。工廠對在這幾週內堅持工作的人發放了大量獎金,而對那些離開工作場所上街或更糟糕的罷工的人,則威脅要進行懲罰。當學生們最終接近工廠與工人接觸時,警察和軍隊駐紮在工廠外,不讓他們進入。

工人們對這一切的反應是複雜的,他們很想加入,但又不敢,至少不敢以有組織的或公開的方式加入。作為工人,他們有自己的不滿,但學生們避免與這些不滿糾纏在一起。來自父母都是工業工人家庭的侯先生,討論了工人的情況:

工人們看得出來,參與運動受到了學生自己的嚴格限制,似乎工人們沒有資格參與。而從電視上的新聞來看,指責工人散佈謠言等,似乎工人是當局的專門目標。他們可以看到,對工人階級的判罰特別重。

此外,在北京,學生們提出的問題與工人沒有關係。例如,吾爾開希在他的演講中只談到了學生(吾爾開希和其他學生代表與李鵬的對話在包括重慶在內的全國電視上播出)。如果他也提到工人,以真誠的方式向工人呼籲,工人可能真的會大出風頭。 [17]

侯先生觀察到,儘管如此,有三種特殊背景的工人階級確實公開參加了大量的抗議活動。他們是:來自重慶的失業青少年,他們的隊伍在過去一兩年裡隨著中國經濟的降溫而膨脹;再者是所謂的 「盲目的流動人口」,他們主要由前農民組成,在80年代的繁榮時期受僱於城市建設工作,但在1988年中期開始的國家經濟緊縮政策下,他們被大量解僱;再加上那些因人員過多而被從工廠遣返的產業工人。這些工人主要是在重慶建立的大型軍工廠的僱員。現在,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對軍隊的預算削減正在迫使人們削減生產。但工廠並沒有直接解僱不需要的工人,而是向他們提供大約70%的「基本工資」,並要求他們留在家裡。 [18]讓這些工人特別不安的是,「基本工資」不是正常工資的主要部分,他們被排除在外的獎金現在佔工人實得工資的一半或更多。更糟糕的是,「基本工資」並沒有隨著通貨膨脹而增長。他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生活費少得可憐,而且他們的情況每個月都在惡化。由於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他們憤怒地擠在示威的邊緣。

有全職工作的工人則需要謹慎得多。正如侯先生所說,「他們太擔心了,不敢加入。畢竟,工人要養家糊口,如果他們因為參加運動而被解僱,就沒有辦法生活了。」因此,那些想表示支持的人傾向於在下班後單獨匿名地出來。由於無法加入遊行隊伍,他們聚集在市政府前的廣場上。

儘管工人階級有這樣的顧慮,但在廣場上確實出現了兩個打著旗號的市民工人團體:重慶市民聲援團和重慶山城工人聲援團。它們幾乎是自發產生的,吸收了任何有興趣和有膽量的人加入。但在重慶,沒有與北京的工人自治聯合會相對應的、圍繞工人問題建立的組織。 [19]儘管這樣,6月4日之後,當局公開指控幾個工人建立了這樣一個工人聯合會,並將他們逮捕,顯然是為了恐嚇其他工人。

對北京大屠殺的反應

在6月4日之前的一周,重慶的運動已經沒有動力了。當局利用鐵路貨物運輸和城市交通的中斷的機會,對日益萎靡不振的示威活動的「動盪 」展開了宣傳攻勢。但隨著6月4日的臨近,氣氛再次變得緊張起來。那天晚上,侯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一台收音機前徘徊,第二天,他通過捐錢購買一台複印機,幫助向整個城市傳播這一消息。

這個城市再次震驚了。學生們開始了「空校運動」以表達他們的憤怒,彼此情绪激动地宣誓要到九月之後才返校。一些學生給學校領導寫信,宣稱他們要去向四川人民宣傳北京大屠殺的真實情況。還有許多學生離開重慶回家。留在重慶的學生與不是學生的人一起設置路障,掀翻車輛,封鎖火車。在大約兩天的時間裡,這個城市陷入了癱瘓。[20]然而,到了6月5日晚,當局市政府以當地經濟遭受巨大損失為由,說服那些封鎖鐵路的人結束他們的抗議活動,發出呼籲的語氣也相對溫和。抗議者的違法行為更多的是破壞了城市生活的正常功能,而不是暗示反革命的意圖。新聞界、王先生和侯先生都沒有報導任何暴力事件。事實上,王先生稱讚肖秧巧妙地處理了局勢。有傳言說,在對重慶高層官員的一次講話中,他將局勢的嚴重性降低了,將其描述為「無目的的亂動」,而不是北京黨內強硬派使用的標準用語「政治動亂」。

到6月6日,交通流量幾乎恢復了正常。[21] 為防患於未然,該市被置於武裝巡邏之下。[22] 為了響應當局的要求,郊區各縣各動員了200-300人的民兵隊伍。[23]

然而,市政府並沒有利用其掌握的力量,隱性警告被認為是足夠的。在北京大屠殺之後的兩週時間裡,王先生只聽說有幾個學生被逮捕,其中包括一個從學生運動的庫房中挪用資金的人。各大學的行政部門發出信件,命令學生回來參加年終考試,否則他們將被視為自願放棄學位。儘管他們發過誓,但據說到月底,95%的學生都回來參加了考試。[24] 由於預期學生會因前幾個月的干擾而獲得較差的成績,王先生的大學管理人員甚至分發了一份通知,敦促教師在評分時要寬宏大量,王先生欣然接受。

王先生對自己的情況感到足夠的安全,可以留在校園裡。不過,他被要求寫下他在運動期間的活動交代。他盡力不透露尚未公開的組織細節,但是那些負責人對他的報告並不滿意,王先生開始感到越來越不安。到七月底,沒有一個大學教師被逮捕,但有幾十個工人被逮捕。在電視上看到他們被毆打和羞辱的情景,使王先生感到非常不安。暑假到來時,他急忙離開重慶回老家待了一個月,當他在八月底回到校園時,政治氣氛已經惡化。肖秧在處理抗議者時相對寬鬆,用王先生的話說,是「趙紫陽式的」,他被重慶市委副書記,一個著名的強硬派取代了「調查小組」的組長位置。中央委員會剛剛發布了一份文件,指定了在徹底「剷除反革命的根源」的運動中應該針對的十九種人。[25] 王先生意識到,如果需要立靶子,他很可能作為組織者和策劃者被列入名單。當他的一個在運動中不太活躍的朋友消失在警方拘留所時,王先生決定是時候躲起來了。他成功地逃到了香港,一個月後他的妻子寫信說她要和他離婚以保護自己。

正如學生們沒能承受住壓力而改變了自己「空校」的想法一樣,侯先生也注意到,一些50歲以上的工人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們更輕信政府的宣傳,並願意相信北京軍隊只是為了應對暴力挑釁才使用暴力的官方説法。也有一些人從來沒有贊成過遊行和集會,因為他們的生活受到了動亂的不利影響。而在六月之後,侯先生注意到,他們趁機開始公開詆毀抗議者。但侯先生說,也有一些年輕工人在感情上變得更加激進。他們私下里發誓,如果他們下次再上街,他們會有備而來,必要時武裝起來。暴力不再超出想像。

七月底,公安局要求侯先生過來接受審訊。公安人員對他出奇地客氣,問他做了什麼,捐了多少錢,等等。他被允許回家,但一個為公安局工作的「朋友」很快私下告訴他,他最好躲起來。侯先生溜出了重慶,前往廣東,然後去了香港。

即使是現在,侯先生仍然對他為什麼會成為鎮壓運動的目標感到困惑,他認為自己並不特別活躍。可以肯定的是,他和兩個年輕的個體戶一起出現過,他幫助籌集資金,也為運動捐了一些自己的錢。但他不是一個組織者,也沒有參與任何暴力活動。侯先生懷疑,由於他是抗議活動的參與者,他可能被挑出來,成為八月份即將發起的針對中國個體戶的運動的目標,該運動表面上是為了根除腐敗和逃稅。黨顯然在努力改變大眾的看法,即官員暴利的罪魁禍首是腐敗,通過宣傳個體戶的違法行為並重新集中對他們的怨恨。黨的領導人顯然在盤算,個體戶已經是知識分子和工人嫉妒的對象,針對他們的運動將很少引起人們的同情。參加示威的各個團體將相互對立。[26]

因此,全國范圍內也開始努力利用工人階級對知識分子的對立情緒。 1989 年夏秋兩季的報紙宣傳試圖強化藍領階層對毛澤東逝世後工人階級社會地位下降的不滿情緒。 文章還指責「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公然蔑視工人階級。

在這些宣傳工作中,黨的領導層一直急於抵禦1989年春天險些實現的噩夢:知識分子、學生和工人的大聯合,就像團結工會那樣。對於幾十年來一直將其合法性建立在聲稱代表 「無產階級」利益上的黨的領導層來說,這個噩夢中最可怕的部分就是工人的大規模參與。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當局六月後將工人階級的輿論轉向反對其他團體的努力,也同樣解釋了對那些敢於公開加入這樣一個聯盟的工人所做的嚴厲懲處的公開例子。

在與我們的討論中,王先生提到這些工人是六四後鎮壓的受害者。侯先生則提到工人和個體戶都是主要受害者。他們倆都沒有想到,還有一個群體在鎮壓中承擔了不成比例的份額,包括全國范圍內的大部分處決。這個群體包括失業者和「盲目的流動人口」——即那些湧入城市尋找工作的前農民。正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樣,王和侯仍然急於把自己和自己的社會階層與社會地位遠遠低於他們的人分開。在我們的採訪中,當列舉在運動中被捕的人時,侯和王都沒有想到要包括他們,儘管媒體廣泛報導了這種逮捕。

鑑於這種感覺,當局的分而治之策略可能比前抗議者和西方學者願意承認的更有成功的理由。這對任何未來的自下而上的抗議運動都不是好兆頭。可以肯定的是,出現這種新的爆發的條件仍然是成熟的。白領階層和年輕工人的失望情緒太過普遍,對北京大屠殺的反感太深,以至於黨的領導層沒有多少機會重建群眾基礎。但不同的社會經濟階層在相互認識、怨恨和猜疑方面仍然存在矛盾。下一次群眾運動很可能再次因難以跨越這些鴻溝而受到阻礙。

堪培拉

1990年3月


[1] 統計來自《北京周報》第33卷第8號(1990年2月19日),重慶被稱爲「經濟綜合結構調整試點城市」(第18-19頁)。

[2] 關於公眾對個體戶的看法,請參見 Thomas B. Gold,’Guerrilla Interviewing Within the getihu’,在 Perry Link、Richard Madsen 和 Paul Pickowicz(編)的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Westview Press, Boulder, Colorado, 1989),第 175-92 頁;還有 Anita Chan,’The Challenge to the Social Fabric’,Pacific Review,第 2 卷第 2 期(1989 年 3 月),尤其是第 122-26 頁。

[3]《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21 日、23 日和 24 日。Joseph Esherick 和Andrea Worden 的章節中討論了西安和長沙事件。

[4]《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23 日,第 3 頁。

[5] 據在成都一家報社工作的受訪者稱,這種報導通常被認為具有顛覆性,只有在報社最高領導層同意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相比之下,她所工作的報紙,她聲稱是由一個自私自利的官僚管理的,就幾乎沒有報導胡耀邦的死訊。

[6]《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25 日。

[7]《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4 日。

[8] 《重慶日報》1989 年 5 月 7 日報導,5月4 日,兩名個體混偽裝成北京大學生,「混入」學生遊行和罷工,發表顛覆性言論,高喊口號,聲稱他們被派來負責組織遊行和罷工。有趣的是,儘管報導​​存在負面偏見,但報紙報導的事實基本正確。

[9] 《九十年代》月刊,1989 年 12 月,第 15-16 頁。

[10]《中國日報》,1988 年 5 月 22 日。

[11] 《重慶日報》,1989 年 5 月 19 日。

[12] 《重慶日報》,1989 年 5 月 18 日。

[13] 例如,《重慶日報》1989 年 4 月 28 日的一篇社論。

[14] 另見香港《英文虎報》,1989 年 10 月 20 日;《南華早報》,1989 年 11 月 7 日。還有《九十年代》,1990 年 3 月,第 78-79 頁。

[15] 《重慶日報》,5 月 6 日至 23 日,6 月 7 日至 15 日。

[16]  這一點在本書中關於其他省份的一些報告中也有所提及。

[17] 類似的感受在兩名北京工人寫給學生的兩封公開信中也很明顯。見《中國民運原資料精選》第一輯(十月評論社,香港,1989),第67頁。

[18] 在另一組採訪中,兩名來自北京的工人階級背景的民主活動人士向我們表示,這種半就業形式在北京的國家工作人員中也相當普遍。

[19] 廣州的一位民主活動人士告訴我們,儘管他所在的城市確實有一個「廣州市工人自治聯合會」,但其主要組織者並不是真正的工人。他們擁有大學學位,並繼續在工廠和其他機構工作。因為他們不能加入學生或知識分子的團體,他們組成了一個「工人團體」。

[20]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受損車輛的總數為 72 輛。《重慶日報》,1989 年 6 月 7 日。

[21] 《重慶日報》,1989 年6月7日。

[22] 《重慶日報》,1989 年6月11日。

[23] 《重慶日報》,1989 年6月14日。

[24] 《重慶日報》,1989 年6月27日。

[25] 19 種被定爲目標的人,見《九十年代》,1989年9月,第6-7頁。

[26] 關於全國反對個體戶的運動,見《中國之春》,1989 年 9 月,第 54-55 頁;《九十年代》,1989年12月,15-16頁; 《科技經濟導報》,1989 年 9 月 20 日,第 1 頁;《北京周報》,1990 年 1 月 22 日,第 4 頁。